河洛民俗

當前位置:首頁 > 河洛文化研究 > 河洛民俗

隋唐五代時期中原的迷信活動——以河洛地區為中心

 郭可愨

(洛陽師范學院網絡與電化教育中心)
 
摘  要:隋唐五代時期,在以河洛地區為中心的中原大地,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宿命論、因果報應、讖語應驗之類的東西,做事多反映這種心理。認真梳理、研究這一現象,可以避免用今天的文化狀態去隨意揣度歷史,從而復原它的真實狀況,并為今天的進步程度感到欣慰。
關鍵詞:隋唐五代;河洛地區;迷信活動
 
隋唐五代時期,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宿命論、因果報應、讖語應驗一類的東西,做事多反映這種心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認識的提高,人們對這類現象往往斥之以“封建迷信”,從而不屑于認真梳理、研究。這樣便造成一種后果,即對于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狀態不能做出準確的描述和解釋。其實,那些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現象,在當時卻是合乎歷史發展進程的。本文以河洛地區為中心,擴大到今河南省其余地區,對隋唐五代時期這里的迷信活動做出考察,正是要揭示當時歷史的真面目,從而為今天的進步程度感到欣慰。
隋朝末年,隋將王世充受隋煬帝指派,從江都(今江蘇揚州市)北上東都洛陽,維系隋朝的統治。唐朝建立后,王世充割據洛陽,名義上是隋煬帝的兒子皇泰主在這里當皇帝。李密領導的河南農民軍同宇文化及交戰,勁兵良馬多死,士卒疲倦,遂向西撤退。武德元年(618),王世充想在李密來不及恢復元氣時出擊取勝,擔心人心不齊,就假托鬼神以蒙蔽部下。他“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于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1] 他從江都帶來的江淮兵,受楚地尚鬼神習俗的浸染,非常迷信,紛紛請求出戰。王世充于是在洛陽段洛河旁立周公廟,每次出兵,都先到廟中祈禱。九月,王世充簡擇精銳兩萬余人,馬兩千余匹,部署在洛河南。李密駐軍于偃師北山上。王世充出兵擊李密,軍旗上都寫上“永通”二字。雙方在偃師城北決戰,王世充大勝。
第二年三月,王世充逼迫皇泰主授自己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為鄭王,加九錫。這樣,王世充當皇帝只剩下禪讓這最后一道程序。洛陽道士桓法嗣自稱能解圖讖,獻上《孔子閉房記》,上面畫有一個男子手持一竿驅羊的圖。他解釋道:“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干一二字合成王字)。王居羊(楊)后,明相國代隋為帝也。”他又抽選道家經典《莊子》中的《人間世》、《德充符》兩篇獻上,解釋道:“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王世充極為高興,說:“此天命也。”再拜而受符命,“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2] 王世充指使部下頻頻出面要挾皇泰主退位,四月即皇帝位,在洛陽建立鄭國。
武則天在洛陽建立周朝后,“好改新字,又多忌諱”。有人說:“國”(國)字是方框里面安一個“或”字,或亂天象,若把方框里面的“或”字改成女皇的姓氏“武”字,即可威鎮天下。武則天非常高興,就造了這個字。一個月后,有人指出“武”字圈定在方框之中,和“囚”字一樣,太不吉利了。武則天趕緊下制廢除這個字,把方框內的“武”字改成“八方”,成為“圀”字。后來她的兒子唐中宗在洛陽政變復位,“果幽則天于上陽宮”,武則天真的成了囚徒。洛州百姓杜玄有一頭牛,是家中的貴重財產,杜玄很珍惜它。杜玄夢見這頭牛長了兩條尾巴,就去咨詢“占者”李仙藥,李仙藥說:“牛”字有兩條尾巴,是個“失”字。果然幾天后,杜玄的牛便失蹤了。[3]
這號“占者”又叫“卜者”、“術士”,即后世所說的算命先生、算卦先生。他們在洛陽非常活躍,很有市場。唐代宗初年,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洛陽,“常敬事卜者胡盧生,每言吉兇,無不必中”。因此,胡盧生常來竇庭芝家,竇氏全家都非常敬重他。一天,胡盧生對竇庭芝說:“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竇氏全家啼哭,請問求生之路,胡盧生說:“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他給竇氏全家詳細地描述鬼谷子的形貌服飾,囑咐他們“浹旬(十天)求之”。于是竇氏全家和親戚、奴仆,按照他描繪的鬼谷子樣子,“曉夕求訪于洛下”,卒不可得。這時,李泌騎驢來洛陽探親訪友,在中橋南路遇河南尹,下驢回避讓路,驢受驚,竄入竇庭芝宅院中。李泌身為普通百姓,不敢進達官貴人家要驢。竇庭芝幾番邀請,他才壯著膽子,進到竇氏家中。竇庭芝熱情款待他,挽留數日,贈送他很多禮品,只交代“貴達之辰,愿以一家為托”。建中四年(783)九月,涇原鎮(駐今甘肅涇川縣北)士兵奉詔赴河南討伐叛亂,路過長安時,怨恨朝廷不給犒賞,發動兵變,擁立朱泚為秦帝。唐德宗倉皇逃往奉天(今陜西乾縣)。竇庭芝正在陜州(治今河南陜縣)當觀察使,當地淪為叛軍控制區。官軍平定叛亂,收復長安,清查出竇庭芝歸附朱泚的罪行,唐德宗把他列為首批死罪鎮壓對象。這時李泌已成為宰相,負責對變節臣僚的罪狀定等級,“遂請庭芝減死”,唐德宗“特原其罪”。到這時候才搞清楚,所謂“黃中君”,指的是“黃袍加身”的唐德宗,“鬼谷子”指的是曾經修道隱居的李泌。[4] 洛陽天津橋上有兩個“術士”,一個是“筮者”,能以蓍草占卦,一個是“龜者”,會用龜紋卜吉兇。李躔考進士屢試不第,來橋上算命。他先問筮者:自己改名字是否會科第順利?筮者說:“改名其善乎,不改終不成事也。”他又去問龜者鄒生,鄒生說:“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將遠布矣。然成遂之后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玄象,異時方測余言。”他聽從了鄒生的話,果然于唐穆宗長慶元年(821)進士及第。20年后,唐武宗即位,他因名字犯諱,改為李回,從此官運亨通。他回想往事,評價道:“筮短龜長,鄒生之言中矣。”[5]
相面活動在河南十分流行。賈餗布衣之時,來拜謁滑臺(駐今河南滑縣)節度使賈耽,賈耽覺得他和自己同屬賈氏宗黨,而且文采宏麗,就熱情地接納他。一天,賈耽大會賓客,有“善相者”在座。賈餗離開后,善相者對賈耽分析賈餗的面相,說:“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賈耽點頭,牢記在心。唐文宗時期,賈餗果然當上宰相。但大和九年(835)長安爆發甘露之變,宦官大肆誅殺朝官,他連同其余宰相都被殺頭滅族。在他剛當宰相時,知道相面人所說話的人預先“早避”,因而沒有受到牽連。這些人“潛匿于山谷間,十有三四耳”。[6] 裴度路經洛陽天津橋,見兩位老人靠橋柱而立,交談道:“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縣)用兵日久,征發甚困于人,未知何時得平定。”他們突然發現裴度,悄悄議論道:“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仆人聽到這話,匯報給裴度。裴度個子矮小,其貌不揚,認為“見我龍鐘,相戲爾”。他次年進士及第,二十多年后拜相,奏請討伐蔡州,元和十二年(817)擒獲叛亂節帥吳元濟,淮西鎮自李希烈以來的叛亂終于徹底平定。裴度晚年當東都留守,對人“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7] 李業進士落榜,“過陜虢(今河南三門峽一帶)山路”,遇上暴雨,就牽著驢去一戶人家房檐下避雨。同時,中央禁軍左神策軍的李生和行官楊鎮也來這家避雨。天快黑時,雨才下小了。這戶人家的小童對他們說:爺爺馬上就要回來了,他不好客,你們趕快走吧。但李業說:“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片刻工夫,老翁回家,卻對三位客人以超乎尋常的禮節接待,不但當夜留宿,而且次日要為他們準備早餐。李業很不好意思,再三致謝。老翁說:“某家貧無以待賓,慚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李業說:“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于是宣布他們三人以后的職務:“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李業)節制,在兵馬使之后。然秀才五領節鉞(五個藩鎮的節度使),勉自愛也!”后來,他們三人都當上節度使,“一如老翁之言”。[8]
開元二十五年(737),張嘉祐來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市)當刺史。二十年間來這里當刺史的人,十多位的結局不是流放死亡就是貶官。張嘉祐得知北周末年尉遲迥在這里舉兵反對楊堅(隋文帝)篡奪北周政權,保衛王室而英勇捐軀,此后才有這種怪異現象。他于是為尉遲迥建置廟宇,四季祭奠。過了三年,他不但沒有任何貶竄的遭遇,還調入朝廷拜為左金吾將軍。后來吳兢來這里擔任郡守(刺史),“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后郡守無患”。[9]
因果報應說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經久不變的習俗。唐敬宗寶應年間(825-827),有李氏在洛陽安家,傳承“不好殺”的門風,家中從不養貓,以免老鼠喪生。到了孫子這一輩,果然得到好報。一天,李氏會集親友們在堂屋會餐,“門外有群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匯報給李氏,李氏和親友們都走出堂屋,到大門前觀看,堂屋忽然坍塌,沒有一人傷亡。“堂既摧而群鼠亦去。”這樣必然得出結論:“鼠固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顧者,當視之以愧。”[10] 于是推而廣之,有的人嚴格自律,不貪不義之財。李氏妻為人“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她“孀居東洛,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然而她能按照儒家“君子固窮”的古訓來規范家庭行為。一次下連陰雨,宅院中的一堵古墻坍塌。仆人們在修補過程中,從地基挖出一只裝滿銅錢的糟船。“婢仆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上。”然而李氏妻卻告誡他們說:“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后發。”她來到現場,以酒灑地,祭奠發誓,說:“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為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馀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覿。”于是她下令封埋如故,任何人不得取用。她家因而得到好報,“其后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并有重名,位至方岳”。[11]
既然人們認為善有善報,佛教的放生主張就被廣泛貫徹。佛教認為世間分為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個層次,叫做六道,六道有不同形體、模樣的眾生,處在遷流不斷的輪回中,都有成佛的可能,遂制定“不殺生”的戒條,提倡放生。隋朝天臺宗創立于江南水鄉澤國,倡導不殘害魚類性命,在浙江天臺山麓修造多處放生池,由香客、施主放生魚類,對當地民俗影響很大。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唐肅宗詔令南方“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真卿為此撰《天下放生池碑銘》,說:“去殺流惠,好生立辟(刑法),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動植依仁,飛沉受獲。”[12] 可見放生的范圍已經由魚類擴大到飛禽走獸。
放生習俗影響到人們的心理,在河南有具體的表現。先看唐代洛陽的兩則事例。著名循吏韋丹,年輕時并不富裕。他來洛陽,到中橋游玩,遠遠看見數百人在洛河灘喧囂不已,走近打探,原來是一位漁民捕捉到一只大黿(五代杜光庭《錄異記》卷四《異黿》條說:“黿,其狀如鱉,腹下赤者為黿,白者為鱉”),拴在中橋柱上,待價而沽。韋丹發現這只黿“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就萌發了惻隱之心,問漁民“幾千錢可贖”,漁民說“五千文”。韋丹說:“吾只有驢,直(值)三千,可乎?”漁民同意交易。韋丹于是把用驢換來的黿放生到洛河中,自己雖然失去了代步的坐騎,但由于救了一個“眾生”,依然心安理得地“徒步而歸”。[13] 柳泝僑居洛陽,春天在伊河釣得一條大魚,帶回家放到水盆里。當天夜里,他夢見自己六七歲的孩子被魚咬傷胸膛,他突然驚醒,立即聽見孩子哭著說:“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他檢查孩子的胸膛,“果有瘡而血”。他感到很恐懼,天亮后趕緊把這條魚放生到伊河中,并且請僧人來家念經,請人畫佛像。十多天后,孩子的瘡口才開始愈合,他“自后不復釣”。[14] 再看五代安陽的一則事例。乾化元年(911)十月戊辰,梁太祖來到相州城西的白龍潭“觀魚”,不一會,“漁人獲巨魚以獻”,梁太祖“命放之中流”。隨從臣僚們認為“帝有仁惻之心,皆相顧欣然”。[15] 于是,白龍潭當天便被改名為“萬歲潭”。所謂“帝有仁惻之心”,固然是放生觀念在起作用,但肯定與他處在生日期間有關。他的生日在十月,定為大明節,普天同慶。按照隋文帝開創的做法,帝王慶生辰時須“斷屠”,自然應該放生。
唐代天旱求雨,往往請和尚、道士作法,迫使龍出現,帶來云霓雨水。一次洛陽旱情嚴重,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請佛教密宗僧人善無畏祈雨。善無畏于是在缽中盛水,用小刀攪動,以梵語念咒語數百聲。片刻間,缽中出現手指頭大的一條龍,通體鮮紅,時而昂首浮出水面,時而潛入水底。他繼續邊攪動邊念咒,終于,一股白氣由缽中蒸騰而起,高達數尺,漸漸消退。他讓高力士趕快回宮匯報。高力士騎馬飛奔,回頭看,“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一匹素,翻空而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電”。高力士剛到達天津橋,“風雨隨馬而驟”。[16] 另一次,唐玄宗請密宗僧人金剛智及其徒弟僧一行在洛陽求雨。金剛智“用不空鉤,依普薩法,在所住處起壇,深四肘”,做法七天,終于“崩云泄雨”,“而結壇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場”。洛陽民眾都說:“[金剛]智獲一龍,穿屋飛去。”于是“求觀其處,日千萬人”。[17] 此外,還有所謂“土辦法”。唐后期某年,開封地區大旱,季玘幾杯酒下肚,對長官說:要想下雨,容易得很。去抓四只蛇醫(蠑螈),找兩個十石容量的甕,每個甕里倒進去一些水,讓兩只蛇醫浮在水面上,甕口蓋上圓木蓋,用濕泥巴密封,分別放在熱鬧地方。然后在甕前后設席燒香,選十多個十歲以下的兒童,讓他們拿著小青竹,晝夜不停地敲打甕,不得停頓片刻。如此這般,自然會下雨。長官照這個辦法去做,過了一天兩夜,果然大雨傾盆而下。唐人段成式解釋其原理,認為“龍與蛇師為親家”。[18] 即認為龍看到親家蒙難,不能不管,就下雨取悅人類,使他們放過蠑螈。
五代時對于帝王的享國和結局,也用迷信加以解釋。梁末帝在后唐軍隊攻入開封時自殺,后梁滅亡。人們解釋這個結局,歸結為三點。其一:后梁亡國這年(923),許州(治今河南許昌市)向朝廷進獻綠毛龜,皇宮中專門修造堂室來供養,命名為“龜堂”。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不祥之言”。現在分析起來,可能由于“龜堂”與“歸唐”音近(“龜”、“歸”分別屬于平聲“四支”和“五微”部,是鄰韻),因而是國家政權由梁歸唐的讖語。其二,梁末帝曾經從市場上購買珍珠,說:“珠數足矣。”現在分析起來,這句“不祥之言”,是說朱(與“珠”諧音)家的運數到了盡頭了。其三,梁末帝原名朱友貞,末年改名為“朱瑱”。“瑱”字的左半部“王”可分解為“一十一”,右半部“真”可分解為“十月一八”。今按,“一”加“八”等于九,人們認為他果然在稱帝的第十一個年份的十月九日死亡。[19] 石敬瑭是唐明宗的女婿,洛陽皇宮中稱他為“石郎”。他以割讓國土為代價,勾結契丹,奪取后唐政權。他“將起兵于太原,京師(洛陽)夜間狼皆群游,往往入宮中”。唐愍帝非常擔心,組織一批善于射獵的禁軍將士分班追捕射殺,被人們稱為“射狼”。一些熟人路上相遇打招呼,往往問道:“汝何從而來?”對方回答道:“看射狼。”沒過多長時間,石敬瑭攻入洛陽,推翻后唐,建立后晉。于是人們解釋為:“射”與“石”,發音相近,因而所謂“看射狼”就是指“看石郎”。[20] 后晉晚期表現出衰敗景象,人們認為天意有所警示。開運元年(944)七月初一,晉少帝在開封崇元殿舉行儀式,宣布改元,大赦天下。突然雷雨交加,開封數百人被震死,“明德門內震落石龍之首,識者以為石乃國姓,蓋不祥之甚也”。[21] 過了兩年半,契丹軍隊攻入開封,后晉亡國,晉少帝被押解北上。人們認為各地向朝廷進獻銀器皿,晉少帝都讓當地折合成金子運入開封,說:“金者貴而且輕,便于人力。”人們解釋為這是“北遷之兆”。[22] 對于大臣的前途,該時期也以迷信來預示。后唐時期,趙瑩在陜州任職,監修當地的金天神祠。他夢見金天神把他召到前亭,待以優禮,對他說:“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23] 還贈給他“一劍一笏”。后來,他果然當上佩劍持笏的節度使和宰相。此類說法文獻中還有記載,此不贅述。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一個時期的文化狀況、精神面貌和認識水平,便可以避免用今天的文化狀態去隨意揣度歷史,從而復原它的真實狀況。
 
參考文獻:
[1](北宋)司馬光等:《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2](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五十四《王世充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3](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4](唐)康駢:《劇談錄》卷上《李鄴侯救竇庭芝》,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唐)范攄:《云溪友議》卷下《龜長證》,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
[6](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中,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
[7]《劇談錄》卷上《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8](唐)佚名:《玉泉子》,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
[9]《舊唐書》卷九十九《張嘉貞傳附弟嘉祐》。
[10](唐)張讀:《宣室志》卷三,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
[11](五代)劉崇遠:《金華子》卷上,載《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下冊。
[12](清)董誥、徐松等:《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宣室志》卷四。
[15](北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六《梁太祖紀六》),中華書局,1997年。
[16](北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無畏傳》,中華書局,1987年。
[17]《宋高僧傳》卷一《唐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傳》。
[18](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一,中華書局,1981年。
[19]《舊五代史》卷十《梁末帝紀下》。
[20]《舊五代史》卷八十《晉高祖紀六》注引《五代史補》。
[21]《舊五代史》卷八十三《晉少帝紀三》
[22]《舊五代史》卷八十四《晉少帝紀四》。
[23]《舊五代史》巻八十九《趙瑩傳》。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卡塔尔乒乓球公开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