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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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洛陽發現的戰國鎏金銅器談起

   高西省

 
  (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471000)
 
  摘要:由于在西周、春秋時期秦人較多使用了黃金飾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煉水銀工藝,可能這一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鎏金工藝,而后隨著秦人東遷傳播到中原地區,戰國時期的王畿洛陽地區已經比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藝。是鎏金工藝的發達地區。我國鎏金工藝最早出現的歷史可上推400年左右,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關鍵詞:洛陽;鎏金銅器;出現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4970(2009)06-0000-00
 
  收稿日期:2009-09-15
 
  作者簡介:高西省,(1960-)男,河南偃師人。洛陽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古代青銅器的研究。
 
  洛陽是中國戰國時期鎏金銅器出土集中的地區,出土的鎏金銅器幾乎均為生活用的小件銅器。這種鎏金工藝是我國古人在長期實踐中發明的銅器表面裝飾技術。鎏金也稱為鍍金,也可稱火鍍金或汞鍍金,它是把金箔碎片在400°C左右的溫度下熔融在水銀中制成銀白色的泥膏狀金汞劑,俗稱“金泥”,將金泥涂抹在所要鍍的銅器上,在炭火上烘烤,使汞蒸發,于是銅器表面滯留一層黃金,其顏色亦由銀白轉變為金黃色。如果鎏金層厚,就進行多次反復。鎏金只適應銀器、紅銅器和含錫、鉛量不超過20%的銅器。[1]這種工藝發展到漢代已相當成熟,不僅大件銅器上廣泛出現,而且鎏金、鎏銀、錯金銀往往出現在同一器物上。目前人們普遍認為戰國時期發明了鎏金工藝。近年來隨著新資料的不斷發現,這種認識顯然需要修正。那么,鎏金工藝最早究竟出現在何時?何地?筆者將由洛陽發現的鎏金銅談起。
 
  1、1972年洛陽中州路戰國車馬坑出土鎏金及鎏銀的馬絡飾22件。皆出于馬頭部。環狀,剖面呈拱形。突面鎏金或鎏銀各11件。與之同出土的精美鑲嵌金銀銅器有承弓器、弩機、車馬器等14件。該車馬坑被認為屬戰國中期。[2]
 
  2、1953年洛陽燒溝附近的戰國中期M617出土鎏金銅帶鉤一件,鉤身寬大,但厚度反較一般帶鉤為薄。長16。1,寬2。7厘米。[3]
 
  3、1984年洛陽市澗河以西中州西路北側M327發現形體獨特且寬大的鎏金雙鉤銀帶鉤1件。長19。6,寬6。1厘米。體呈異常寬大的弧版形,鉤尾四圓雕蛇首外伸,四長蛇體延伸突起與鉤體另一端兩獸頭相連,二卷角突目浮雕式獸頭口中各伸出一條蛇作鉤首。該墓同時出土有陶鼎、豆、壺、盤及小型平肩弧足空首布,被定為戰國中期。[①]
 
  4、1928—1931年洛陽東郊金村大墓出土嵌金銀鎏金狩獵紋銅鏡一件。原藏日本東京細川侯爵家,現藏日本永清文庫。[4]直徑16。7厘米。其主題紋樣由三組和三組嵌銀紋樣相間環繞構成。三組嵌金紋樣為一完全相同的、變體相對的雙龍圖案組成,均以金或銀鑲嵌狩獵紋及其他紋樣,更為獨特的是鏡緣及鈕座上還采用了當時罕用的鎏金工藝。
 
  5、1994年洛陽市聯盟路小學戰國墓M1951出土鎏金獸形銅帶鉤一件,長17。6,寬3。7厘米。現藏洛陽博物館。這件銅帶鉤通體鎏金,形體寬大呈弧版狀,整體為一犀牛造型,頭頂有耳,額上出角,眼突鼓,有爪。體上為淺浮雕狀波帶飾。[5]
 
  6、洛陽銅加工廠戰國墓出土鎏金犀牛形銅帶鉤一件,殘長16,寬3。5厘米。現藏洛陽博物館。其造型與聯盟路戰國墓鎏金銅帶鉤極似,通體鎏金,缺鉤。
 
  7、洛陽市銅加工廠M316出土鎏金蟠龍形銅帶鉤一件。長8。3,寬3。8厘米。現藏洛陽博物館。造型似琵琶形,龍作卷體狀,通體鎏金。
 
  8、1996年洛陽市道北鐵路分局客車技術整備所戰國墓M293出土嵌玉鎏金銅帶鉤一件。長23。5,寬3。2厘米。器形寬大制作精美,其制作是先以銅鑄出獸頭形鉤首、鉤尾齊平、鉤體中間凹槽的長條體帶鉤整體,通體鎏金。然后在面上槽內嵌飾蟠螭紋方玉六塊,并以五塊楔形玉塊壓在六塊玉間隙處。[6]
 
  9、洛陽戰國墓出土鎏金嵌琉璃珠犀牛形銅帶鉤一件。現藏洛陽博物館。其造型與聯盟路小學戰國墓出土的犀牛形帶鉤極為相似,通體鎏金,唯該帶鉤體上波帶飾間嵌琉璃珠四枚,惜多已脫落。
 
  10、洛陽銅加工廠戰國墓出土嵌松石鎏金銅帶鉤一件,殘長17。2,寬1。6厘米。現藏洛陽博物館。形體呈長條形,缺鉤首,帶鉤正面及兩側面均嵌綠松石,余部分均鎏金。
 
  洛陽地區發掘的春秋戰國墓據統計已超過5000座,出土青銅器數量眾多,但發現鎏金銅器及錯金銀銅器數量并不多,尤其是鎏金銅器僅10件,且幾乎均為小件銅馬飾及帶鉤,銅鏡上鎏金僅一例只在鏡緣及鈕座小區域內。戰國時期的鎏金銅、銀器除洛陽較多發現外,在山西、河北、湖南、浙江、河南輝縣、信陽長臺關均有零星發現。山東地區有:
 
  1、1978年山東省曲阜3號戰國墓出土鎏金銅泡兩件及一件鎏金長臂猿銀帶鉤,帶鉤通長16。7厘米。現藏山東省博物館。猿猴造型極為生動傳神,猿身表面以鎏金和包金兩種工藝手法為裝飾,其帶鉤造型設計巧妙,制作考究,極為罕見。[7]
 
  2、1978年山東省曲阜古城乙組戰國早期墓M58出土鎏金嵌玉銅帶鉤一件。現藏山東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長8厘米。[8][9]全器如帶翼的飛獸,鉤首為獸頭,體中嵌形體寬大的弓身玉鳥及綠松石圓泡,其余部分均鎏金。這件帶鉤別具特色,是一件鎏金與鑲嵌工藝結合的藝術精品。
 
  山西地區的鎏金銅器據筆者見到的資料有鎏金車馬飾及獸面紋銅帶鉤。兩件銅帶鉤均為1984年山西榆次貓兒嶺戰國墓出土。一件為戰國早期,長9,寬4。9厘米,其造型同洛陽聯盟路犀牛形帶鉤極似,但體顯得更加寬大,原嵌物已脫落,通體鎏金。[10]另一件為戰國中期,殘長20。3,寬3厘米。體呈長牌形,其造型及紋樣與河北平山出土的鎏金銅帶鉤相近,鉤體較常見的帶鉤更為寬大,鎏金保存良好,極為難得。[11]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中出土鎏金車馬飾。[11]
 
  1951年河南輝縣固圍村一號大墓出土兩件鎏金器,均藏國家博物館。[12][13]其中一件玉璜長20。5,寬4。8厘米。它是以銅片貫串成一弧形玉璜,兩端露出部分獸頭形上鎏金金光閃閃,異常罕見。另一件為鎏金嵌玉、嵌琉璃銀帶鉤,長18。7,寬4。9厘米。其器形較大,工藝異常考究,是極為罕見的特種工藝精品。銀質通體鎏金,鉤體為浮雕式獸首和長尾鳥紋。鉤體正面嵌飾3塊玉玦,玉玦中間嵌飾一半環形琉璃珠。該帶鉤采用了鎏金、鑲嵌、鑿刻等工藝手法并將不同質地、不同色澤的材料巧妙融為一體,是這一時期多種工藝、多種手法、多種質地材料結合的絕妙之作。
 
  1965年河北省平山縣出土鎏金獸面紋銅帶鉤一件。長19。2,寬3厘米。現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體呈長牌形,其造型及紋樣與山西貓兒嶺出土的鎏金銅帶鉤極似,蛇頭形鉤首,通體鎏金保存良好。鉤面為浮雕式龍紋,其制作精細,考究,工藝細膩,是這種工藝的代表作。[9]
 
  1996年陜西省西安市北郊尤家莊二十號戰國晚期墓出土鎏金嵌玉銀帶鉤一件。通長21,寬1。3—3。8厘米。體呈長條形,鉤首為獸頭,鉤體尾端及中部各飾一獸頭,獸頭頂上有圓環形,環頂上有雙卷角,圓環中間嵌圓玉片,通體鎏金。[13]
 
  浙江紹興獅子山戰國早期墓M306出土鎏金嵌玉扣飾一件。殘斷,玉件為橢圓形環狀體,一側鑲嵌鎏金獸頭,獸頭另一端連有鎏金方形金屬桿。[14]湖南長沙發掘的戰國楚墓亦有鎏金銅帶鉤出土。[15]
 
  國外博物館藏出土地點不明的鎏金銅器據筆者所見報道,1、美國賽可樂美術館藏鎏金虎食人紋銅帶鉤一件。長11。8,寬3。7厘米。這件銅帶鉤極為別致,其一端飾虎食人紋樣,通體鎏金。應是目前唯一的一件虎食人紋帶鉤。[10]2、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鎏金嵌玉嵌綠松石琵琶形銅帶鉤一件。長14。2厘米。這件銅帶鉤通體鎏金保存良好,浮雕式紋樣中間嵌玉璧,玉璧周邊嵌八塊綠松石。為鎏金銅帶鉤中的精品。[10]
 
  由以上記述可見,戰國時期鎏金工藝銅器集中出土在洛陽東周王畿內的墓葬中,當時的這一地區很可能比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藝,并與這一地區王室廣泛使用錯金銀鑲嵌工藝交相輝映,使這一地區成為東周時期使用鎏金及鑲嵌金銀銅器的中心地區。[②]這一時期鎏金銅器在其他地區雖有所發現,但數量僅僅幾件,比較一致的是均為小件生活用銅器或銀器,并以銅、銀帶鉤為典型,其鎏金工藝往往與鑲嵌綠松石、鑲嵌玉器、鑲嵌金銀結合使用,達到了獨特的裝飾效果。大件器物上目前還未發現鎏金。顯而易見的是戰國時期鎏金工藝使用還很不普遍,且零散地分布在局部地區的小件生活用銅器上并作為一種輔助的裝飾手法出現的,銀器上就更少見了。這種工藝技術發展到漢代才達到了比較成熟的水平,并廣泛地使用在大件銅容器及其他銅器上。
 
  那么,在中國鎏金工藝是何地發明的?其最早出現在什么時間?是值得我們探討的重要問題。目前,按學術界普遍的認識鎏金工藝產生于戰國時期。葉小燕先生認為:“在包金、貼金工藝的基礎上,人們不斷探索,反復實踐,在戰國時期又發明了更為進步的鎏金工藝技術”。[16]朱風瀚先生認為:“…鎏金器的出現已可能追溯到戰國早期,而戰國中晚期鎏金銀已為多見”。[17]吳來明、周亞等先生認為:“根據現有的出土資料,中國至遲在戰國時期就已使用了鎏金技術”。[7]
 
  近年來,從全國各地的考古新發現看又有了新的進展。據報道2000年甘肅禮縣圓頂山二號秦墓出土的一件銅柄鐵劍上出現鎏金。簡報介紹,該劍殘存莖及柄,殘長14。6厘米,莖為長條形,格、首上所飾的雙首共體龍紋均鎏金。由發表的照片觀察鎏金亮澤。這座墓共出土銅鼎、簋、壺等青銅器及玉器102件組,其年代被定為春秋中晚期。[③]另外一次重要發現是1983年3月甘肅寧縣焦村西周墓出土的一件銅戈上。簡報介紹這件西周管銎戈援本虎面上鎏金色澤光亮。[④]認為此墓為西周晚期。其實這座墓僅隨葬有青銅兵器及車馬器,未發現陶器,而車馬器并不能作為斷代的依據。筆者認為,從出土的銅兵器看這件帶鎏金的短胡一穿戈及微胡長援戈均為典型的西周早期形式,車馬器上也未見西周晚期常見的環帶紋、重環紋及竊曲紋,該墓應該是一座西周早期墓。由以上的新發現可看出,這兩件鎏金裝飾銅器雖然年代差異大,但地域比較接近,其共同特點是鎏金均出現在青銅兵器富有裝飾特點的局部突出部位,與戰國時期均為小件青銅器通體鎏金或與其他裝飾工藝如鑲嵌結合使用不同,表現出初期使用的特點。可以肯定,我國鎏金工藝技術的出現要早于戰國時期。而且這一地區比較集中地出土了黃金飾品及我國目前使用最早的黃金飾品。如1976年甘肅玉門火燒溝墓地出土四壩文化(相當于夏代)金耳環、金環。[18]其次是1979年甘肅永昌沙河崗遺址出土的沙井文化鑲嵌綠松石金耳環。[19]這一地區西周、春秋時期使用黃金飾件同樣比較多見,1995年禮縣大堡子山西周春秋之際秦人墓被盜后一批黃金飾件散流于歐洲,其中有鴟梟形金片飾8件,金鳥2件,口唇紋鱗形飾26件,云紋圭形飾片4件,獸面、目云紋竊曲形飾片各2件,被認為是棺上的裝飾。[20]甘肅省博物館也收藏有口唇紋鱗形飾、云紋圭形飾片多件。[19]1993年甘肅清水縣白駝鄉劉坪村出土春秋時期透雕虎噬羊金飾片、鷹首飾金飾片等等。[19]與這一地區近鄰的陜西寶雞益門二號春秋晚期秦墓出土一批頗為豐富的黃金制品,包括金帶飾、鴨形金帶鉤、金獸面、金柄鐵劍等104件。[21]陜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雖然被盜100余次,但仍出土有金鳥、金獸、金帶鉤。[22]鳳翔馬家莊遺址出土春秋早期金泡、金獸等。[23]而這一時期在中原地區則很少使用黃金飾件,發現的數量極為有限。可見早期秦人高級貴族是流行使用黃金飾品的,這些金飾件主要是以金片或箔加工的,顯然為該地區較早出現鎏金工藝創造了先決條件。
 
  研究表明,鎏金工藝的特點就是使用了金汞劑——金和汞(水銀)的合金。[16]天然存在的水銀是很少的,在自然界中主要是以辰砂(朱砂)的形式存在的,朱砂的化學成分為硫化汞,由于其色鮮紅,古人多用作顏料。流化汞加熱可成水銀,古今汞(水銀)皆多從朱砂中提煉出來的。晉葛洪《枹樸子內篇》已講到“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是當時人們熟練掌握提煉水銀的記載。關于汞提煉的較早記載見于《史記秦本紀》秦始皇在修筑自己的墳墓時“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顯然易見的是這時已大量使用了水銀,那么,從汞的提煉到最初大量使用已有相當一段距離,就是說遠遠超出戰國時期。而早期秦人墓中常常發現大量朱砂,如禮縣圓頂山春秋秦98LDM1、M3棺室內均殘留大量朱砂。[24]2000年第二次發掘的M2棺內殘留大量朱砂,M4由于積水和破壞嚴重情況不明。[25]2006年發掘的甘肅禮縣大堡子山M25、M1棺內均有朱砂。[26]朱砂加熱可提煉出水銀,較多使用朱砂很可能導致水銀的發現。看來秦人很有可能較早就掌握了水銀提煉工藝,所以在秦始皇帝時能大量使用。
 
  由于在西周、春秋時期秦人較多使用了黃金飾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煉水銀工藝,那么這一時期出現鎏金工藝是完全可能的。這一地區很可能較早地出現了鎏金工藝,而后隨著秦人東遷傳播到中原地區,戰國時期的王畿洛陽地區已經比較多地使用了鎏金工藝,是鎏金工藝的發達地區。如筆者的認識不誤,我國鎏金工藝最早出現的歷史可上推400年左右,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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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禮縣圓頂山98LDM1、M2、2000LDM4春秋秦墓[J].文物,2005,(2).
 
  [2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東周墓葬發掘簡報[J].文物,2008,(11).
 
  [責任編輯伍純初]
 
  原載于《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①]趙振華:《河南洛陽新發現隨葬錢幣的東周墓葬》,《考古》1991年6期。該帶鉤原簡報稱為包金并不妥當,出土時其黃金亮麗,但由于銀帶鉤長時間的氧化已經侵蝕到極薄的鎏金,所以鎏金到現在已明顯淡化,其黃金色幾乎沒有光澤。如果是包金或貼金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②]洛陽地區這一時期鑲嵌金銀工藝是當時的發達地區,并有為王室專門制作加工的手工工場。尤以1928年洛陽東周王陵區金村大墓出土的一批成套鑲嵌金銀工藝的青銅容器為代表,梅原末治在《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書中統計,出土鑲嵌青銅鼎、簋、敦等達85件之多。
 
  [③]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禮縣圓頂山98LDM2、2000LDM4春秋秦墓》,《文物》2005年2期。據發掘者李永寧先生介紹,這批文物現均藏禮縣博物館,未能對其進行成分及其他檢測分析。他近年在該縣見到這件銅柄鐵劍時發現其黃金色明顯淡化,很可能是因為鎏金脫落或銅氧化侵蝕所致,同洛陽博物館館藏戰國鎏金銀帶鉤的情況是一致的。
 
  [④]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寧縣焦村西溝出土的一座周墓》,《考古與文物》1989年6期;龔國強認為:“此戈的鎏金還有待進一步確認”。《簡論商周王國及其周邊地區的黃金器飾》,《考古求知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白黎璠先生認為:“西周晚期甘肅地區最早出現了鎏金工藝制作的實物。”《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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