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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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出土的戰國鑲嵌琉璃銅鏡及有關問題

洛陽博物館    高西省

 
  中國古代青銅器上的鑲嵌工藝最早出現在二里頭夏文化之中,商、西周時期青銅器上很少見到,幾乎沒有發展,戰國時期鑲嵌工藝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制作工藝上看都時空前絕后的,出現了大量鑲嵌精美的青銅器,是中國鑲嵌青銅器的輝煌時期,洛陽則是這種特殊工藝發達的中心地區。銅鏡上出現鑲嵌工藝就現有資料看在戰國時期,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陽地區的戰國墓葬中,并伴有其他特種工藝銅鏡出土,如透雕夾層鏡、鑲嵌金銀鏡、彩繪銅鏡、多種工藝復合鏡等等,可以說代表了中國古代青銅鏡鑄造加工技術的最高水平。特別是上世紀30年代洛陽東郊漢魏故城內城東北隅金村大墓出土數千件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物珍品,引起世人的矚目,其中的一件鑲嵌玻璃、玉銅鏡,在中國古代銅鏡大家庭中獨一無二,并有明顯的異域文化特色,完全改變了商周以來紋樣宗教化,神圣化的格局,呈現出別開生面的新貌,故有必要加以論述。
 
  一
 
  這件銅鏡系1928年—1934年洛陽東郊金村大墓出土(1),現藏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直徑12。2厘米,圓體,面光平,背中央以鑲嵌白、藍色同心圓琉璃珠(未見檢測報告是琉璃還是玻璃不能確知)作紐,圓形紐座為玉環鑲嵌而成。該銅鏡紋樣以玉及琉璃明顯將鏡背劃分為內外兩個區間,內區主題紋樣在鑲嵌的大琉璃環上以六組各五個白、藍同心圓組成的形式顯示出別具一格的特色,外緣鑲嵌一飾索狀紋的玉環。它是先鑄造銅鏡體,然后鑲嵌的,其琉璃環及玉環完全是按這一時期銅鏡鏡背紋樣的內外區間劃分鑲嵌的。該鏡紋樣與各地的戰國銅鏡紋樣有明顯的不同,一是變三線紐為琉璃珠紐。二是改紐座、內外區以線條或紋飾劃分為以質地不同的玉、琉璃區別。三是改變了楚鏡外區(鏡緣)幾乎不見紋樣格局。四是完全改變了這一時期銅鏡上的紋樣風格(流行的龍紋、蟠螭紋、山字紋、羽狀地紋、四葉紋等)為一種在琉璃珠紐及琉璃環上的同心圓紋樣。這種紋樣也稱“蜻蜓眼”,與洛陽戰國墓中出土的玻璃珠極似,具有鮮明的西域文化特征(詳見后論)。顯而易見,該銅鏡以玉及琉璃作為鑲嵌物極具文化特征,完全改變了銅鏡傳統的紋樣及工藝制作特色,色彩亮麗,對比強烈、和諧,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全新的銅鏡紋樣風格及色彩效果,是一件絕無僅有的銅鏡珍品。
 
  尤其讓我們感興趣的是,這件銅鏡鏡背上鑲嵌的藍、白色琉璃或玻璃珠及藍白相間的同心圓紋,與這類紋樣相同的琉璃或玻璃珠子洛陽地區的戰國墓中常常可以見到,有的內胎為淺綠色,有的為白灰色,有的為玻璃,有的為沒有燒結的料胎表面已形成玻璃層(有人稱為釉砂,有人稱為陶胎)。如洛陽西工區3943號戰國墓出土5枚(2),中州中路8371號戰國墓出土3枚(3),洛陽西工區2197號戰國墓發現9件一組大小依次遞減琉璃珠串飾(4),1973年西郊4號戰國墓出土3枚(5),其圓圈紋的顏色以藍、白居多,棕綠者次之,固始侯古堆一號墓主人全身散落8枚玻璃珠,它是由幾種不同色調玻璃經過特殊工藝套制而成(6)。不僅如此,這種特殊的“蜻蜓眼”玻璃珠在戰國時期廣泛分布在整個中國境內,據高至喜先生統計,全國各地考古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各類管、珠達七百一十件(7)。除洛陽常見外,在兩湖及河南南部的楚墓中比較流行,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8),湖南長沙湘鄉(9)、資興舊市(10)、長沙市黑石頭等楚墓(11),河南淅川和尚嶺(12)、徐家嶺(13)楚墓等等。而且這些楚墓中往往還發現一定數量的玻璃制品,僅長沙地區有100座楚墓中隨葬玻璃器(14),可以說是楚國生產玻璃的重要地。然而,戰國時期這個地區作為全國鑄鏡的中心,發現了大量鑄造精美的銅鏡,卻從來未見以玻璃珠作鑲嵌裝飾,在其他地區銅鏡上也同樣未見鑲嵌琉璃珠裝飾,到漢代仍然發現大量小型玻璃珠飾,并有少量的“蜻蜓眼”,也未見作銅鏡上的鑲嵌裝飾。
 
  我們知道,戰國時期是銅鏡鑄造史上的第一個繁榮時期,這一時期已完全改變了前代數量稀少,鏡背光素或紋飾極簡樸、制作粗糙的特點,呈現出多姿多彩的格局。作為銅鏡鑄造中心的湖南長沙一帶集中出土了大量形式多樣的戰國銅鏡,被認為是楚人的風尚。而洛陽雖作為王都所在地(這里分布著東周時期三大王陵區,東郊金村為陵區之一),這里多年來發掘戰國墓達幾千座,發現大批戰國時期的文化遺物,但出土銅鏡數量極少,與戰國時期兩湖地區楚墓的銅鏡相比顯得更有限,但這里出土的特種工藝鏡卻是楚地所不能比擬的(15)。筆者已論述這些特種工藝鏡很可能是為王室專鑄的用具,就是說戰國時期使用銅鏡并非中原地區的風尚,可能僅作為王公貴族小范圍享用,所以數量極有限(16),且表現出強烈的獨到之處。尤其是嵌金銀工藝、鎏金工藝、鑲嵌玻璃工藝的使用在整個中國銅鏡鑄造史上開創了新的一頁。其實,洛陽地區青銅器上鑲嵌工藝在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就開始了,并在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一定數量制作考究的鑲嵌綠松石青銅器及制綠松石作坊遺址(17),標志著夏代已有比較發達的鑲嵌青銅器工藝技術(18)。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這件極為罕見的特種工藝銅鏡只能是洛陽地區當地鑄造的、王室高級貴族專用的生活器具。
 
  二
 
  根據現有考古發現中國的玻璃制品大約出現在春秋末戰國初,戰國時期的玻璃制品已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并形成了自己獨立體系的制造業(19)。鑲嵌玻璃珠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廣泛使用,不僅使用了西方的玻璃珠,而且自己制造了紋樣華麗具有自身特色的玻璃珠。這類玻璃珠為一種特有的工藝技術而為,它已經是真正意義上的玻璃制品。同時還大量使用了一些玻璃裝飾品,如楚文化中短劍柄上嵌玻璃,這一時期墓葬中常發現一種以藍、白、褐諸色同心圓(或橢圓)中間有眼的紋樣裝飾品(蜻蜓眼)等。尤其是鑲嵌玻璃珠洛陽及三晉地區的戰國墓及楚墓中常常發現,往往呈大小不等的圓珠狀,這種紋樣的制品與這一時期流行的紋樣及各種質地制品上的紋樣有相當大的距離,完全呈現出新的面貌。據考古發現,大概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玻璃在西亞已開始出現,當時大量的蜻蜓眼與自然玉石組成項鏈,如在開羅埃及博物館就收藏了公元前1500年的蜻蜓眼及玉石組成的項鏈,古埃及在公元前10世紀前后,鑲嵌珠“蜻蜓眼”珠也已流行,并采用了先制備套色的玻璃棒然后把切下的套色“玻璃眼”嵌入尚未完全固化的玻璃珠上(20),這種技術春秋戰國時期已傳播到中國境內,特別是戰國時期,這種鑲嵌玻璃已遍布南北,集中在湖南、湖北及洛陽地區。這些玻璃制品一些是從西方傳入的,一些是當地制作的,如河南侯古堆一號墓中出土的玻璃珠經檢測為納鈣玻璃,應該是從西方傳入的(21)。湖北江陵久店發現的26件玻璃珠經后德俊先生測量,認為是鉛鋇玻璃,應是我國自己的產品(22)。這些鑲嵌玻璃珠主要采用兩種工藝過程制作,一是利用融化后的玻璃液在冷卻時有一個黏度逐漸增大、質地由軟變硬的過程而進行的玻璃成形工藝。據考證這種方法制嵌玻璃珠是在一種金屬棒的一端涂耐火泥,耐火泥上粘一層石英粉末或細砂粒,挑起一塊溶化的玻璃料,趁其熔融狀態時將其做成圓珠形,在器表面黏貼上一層又一層的玻璃液,并形成了一定數目不同色的眼,在整個制作過程中為了避免玻璃表面冷卻,需要不停地加熱。金村出土的鑲嵌玻璃珠及玉銅鏡很可能使用這種方法制成鑲嵌的,由照片觀察其主題紋樣“眼”有一定的厚度(照片反映出由頂上打燈光下方有明顯的影子),很可能是層層不同顏色玻璃液涂上的。洛陽出土的嵌玻璃珠山字紋銅鏡(23)同樣也可能采用這種方法制作,但不同的是在同心圓中間又嵌入透明的玻璃珠(可望對這幾件玻璃珠進行成分分析),金村這件鑲嵌玻璃、玉銅鏡上的紋樣是以同心圓組成梅花狀形式與西方同心圓紋樣有所區別,它與山東曲阜魯國古城戰國墓出土的玻璃珠紋樣形式極為接近(24),應是中國匠人對西方同類紋樣的改進形式。可以說這件銅鏡是以中國特有的形式(原版帶紐及紋樣結構)與西域風格的鑲嵌玻璃珠結合而制作的富有特色的鑲嵌銅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見證。
 
  另一種方法先成型后溶化(或燒結),實際上這種方法形成的玻璃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玻璃,只是在表面形成了玻璃層,內部還是未融化的砂粒。過程大體是:將摻有助溶劑的石英粉末用水或黏合劑調成干稠狀并制成圓珠,在珠體表面作出圓圈形,其突起的外形可能是用成分不同的另一類原料制成。制成后在一定溫度下焙燒,其表面砂粒燒成玻璃層,珠體內部仍然是未熔融的砂粒狀,只是被燒結,這種珠極易破損。洛陽戰國墓出土的這件鏡嵌玻璃珠似乎未采用這種方法,但洛陽戰國墓單獨出土的玻璃珠有的是這種方法制成的。
 
  鑲嵌玻璃珠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發現,日本東京大學曾在伊朗高原吉蘭州發現了公元前6—2世紀的墓隨葬相當數量的鑲嵌珠,與我國發現的比較接近同樣是以藍色或綠色的球形玻璃母體上嵌入一排3倒個同心圓,或嵌入6到8個同心圓(25),伊朗高原在這個時期之前已有很長的玻璃制造歷史,所以安家瑤先生認為中國最早的鑲嵌玻璃珠很可能是來自伊朗高原(26),是很有見地的。
 
  注釋
 
  (1)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昭和十八年(1943)增訂本2。
 
  (2)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西工區3943戰國墓》,《文物》1999年第8期。
 
  (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中州中路東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3期。
 
  (4)葉萬松:《周秦漢魏時期洛陽與西域的文化交流》,《洛陽考古四十年》,科學出版社,1999年。
 
  (5)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西郊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9期,文物出版社,1985年。
 
  (6)(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11月。
 
  (7)(9)(10)(11)(14)高至喜:《論我國春秋戰國的玻璃器及有關問題》,《文物》1985年12期。
 
  (8)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1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戰國時期銅鏡鑄造有了突破性的發展,青銅器上的特種加工工藝技術第一次出現在了銅鏡上,而且集中出土在洛陽地區的戰國墓葬中,據筆者統計已有30余件,他們包括鑲嵌工藝銅鏡,透雕工藝銅鏡及透雕、鑲嵌、彩繪等多種工藝相結合的銅鏡幾類。其他地區僅有零星發現,楚墓發現的特種工藝銅鏡僅見透雕夾層鏡及彩繪鏡且數量極少(高至喜《論楚鏡》,《文物》1991年第5期56頁)。因此,洛陽出土的戰國特種工藝銅鏡在數量眾多的同時期銅鏡中獨領風騷。參閱高西省:《洛陽出土的透雕夾層銅鏡及相關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4年第4期。
 
  (16)(18)高西省:《洛陽出土戰國特種工藝銅鏡及相關問題研究》待刊。
 
  (17)A、王金秋:《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牌飾》,《中原文物》2001年3期。
 
  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考古新發現》,《考古》2005年第7期。
 
  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市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外圍道路的勘察與發掘》,《考古》2004年第11期
 
  (19)(26)安家瑤:《中國古代玻璃與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飾》,《中國考古學論叢》,
 
  科學出版社,1995年。
 
  (20)(22)A、后徳俊:《先秦和漢代的古代玻璃技術》第二節,春秋戰國時期的玻璃制造技術,《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第七章;B、干福熹主編:《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的發展》第七章,101頁,93頁,上海科學出版社,2005年4月。
 
  (23)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西工區C1M3943戰國墓》,《文物》1999年第8期。參閱高西省:《洛陽出土戰國特種工藝銅鏡及相關問題研究》待刊。
 
  (24)山東省文物研究所:《曲阜魯國古城》178頁,齊魯書社,1982年。
 
  (25)轉引安家瑤:《中國古代玻璃與日本吉野里的玻璃管飾》,《中國考古學論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紀念》,科學出版社,1995年。
 
  原載《中國文物報》2007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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