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與宗教

當前位置:首頁 > 河洛文化研究 > 思想與宗教

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與盧舍那大佛的修筑

   摘要:武則天是個十分復雜的歷史人物,她的宗教傾向也隨之具有復雜多變的特點。本文通過對相關的資料進行推理分析,認為武則天早期比較傾向于道教。武則天的這種宗教傾向,使她在盧舍那大佛的修建過程中,采取了表面上支持,而實則反對的態度。在武則天這種態度影響下,龍門盧舍那大佛成為了一個草草結束,匆匆完工的工程。

 
  關鍵詞:武則天早期宗教傾向盧舍那大佛
 
  對武則天崇佛進行研究的文章很多,武則天崇佛也已成定論。但我們發現在武則天崇佛的同時,武則天也極度崇道。對此,首都師范大學的王永平先生曾專門發表文章進行探討。[1]武則天是個極其復雜的人物,在武則天身上既有鮮明的崇佛特征,同時又有鮮明的崇道特征。在不同歷史時期,武則天崇道和崇佛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其宗教傾向也隨之呈現出隨時間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本文擬從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分析入手,來討論她的這種宗教傾向對龍門盧舍那大佛修筑的影響。
 
  一、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對修筑盧舍那大佛的影響,所以本文所指的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主要是指她在盧舍那大佛修建完成前的宗教傾向。據《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佛龕記》載:“(盧舍那佛)上元乙亥(675)十二月卅日畢功”,這樣,本文所指的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主要是指她在(公元675)前的宗教傾向。
 
  對于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一般認為她傾向于佛教。如陳寅恪先生在自己的文章就曾提出這樣的觀點[2](第153-174頁)。支持武則天早期傾向于佛教的證據主要有兩條:一是武則天的母親楊氏傾向于佛教,武則天早年深受佛教影響,“朕爰自幼齡,歸心彼岸,務廣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門”[3](卷97武皇后文·方廣大莊嚴經序),所以傾向于佛教。二是武則天給自己的兒子取名佛光王,并拜玄奘大師為師,顯示出武則天比較傾向于佛教。下面,我們對此逐條進行分析,來探索武則天早期真實的宗教傾向。
 
  武則天給自己兒子的取名佛光王,并拜玄奘為師的史實,主要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具體原文如下:
 
  “冬十月中宮在難,皈依三寶,請垂加佑。法師啟曰:圣體必安和無苦,然所懷是男。平安之后,愿聽出家,當蒙敕許。……表進已傾間,有敕令使報法師:皇后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躍內外舞,必不違所許。愿法師護念,號為佛光王。……率土懷生,莫不慶賴。在于玄奘,特百恒情。豈直喜圣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有嗣。伏愿不違前敕,即聽出家。移人王之胤,為法王之子。”[4](卷9)
 
  這段文字,有幾個地方值得推敲:1、讓兒子剃度,拜玄奘為師,主要玄奘自己請求,高宗的同意的結果。并且在武則天生產之后,高宗再次提出了“朕歡喜無已,躍內外舞,必不違所許”的承諾,但武則天本人并沒有任何同意兒子出家表示。2、皇子出家,并拜玄奘為師這一事情進展的并不順利,以致于玄奘不得不再上表章,請求高宗“不違前敕”,讓兒子“即聽出家”。那么在這里就留下一個疑問,在佛光王出家這件事上,是誰讓高宗企圖改變主意,不讓兒子出家了呢?從影響高宗的各種因素因素來看。在太宗和長孫皇后去世后,武則天是唯一能讓高宗改變主意的人。以麟德初年的高宗廢后事件為例,據《新唐書》記載:當時“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5](卷76《則天皇后傳》)由此可以看出,在高宗朕意已定的情況下,武則天確實是唯一能讓高宗改變已定主意的人。據此,我們可以認為在高宗做出讓皇子出家的承諾后,由于武則天的反對,所以才致使在皇子出家這件事上,出現了拖延和遲誤,以至于玄奘不得不再次上書,催促高宗踐行承諾,才最終促使皇子出家這一事情得以成行。
 
  在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曾發生了著名的禮儀之爭,即唐朝政府下令,讓僧侶致拜君親。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爭議。為了使政府收回陳命,佛教僧侶在給高宗及當朝的文武大臣上書進行申辯的同時,還給武則天的母親楊氏上書,希望楊氏能施加影響,改變唐朝政府的決定。對于當時佛教僧侶的這種作法,陳寅恪先生曾有這樣的表述:“故僧徒欲籍其力以保有不拜俗之教規”[2](第163頁)。那么這時就出現了這樣二個疑問:一是為了使政府改變跪拜君親的決定,佛教僧侶給皇帝大臣、甚至還給武則天的母親、幼年的兒子上書,為什么單單沒有給武則天上書?從顯慶年間(公元656)開始,“百司奏事,(高宗)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由是參豫國政。”[5](卷76《則天皇后傳》)武則天當時已成唐朝重要的政治核心人物,她絕對是佛教教徒希望朝廷改變已有主張,應該說服的人物,但佛教徒當時為什么沒有向她上書申述。二是佛教僧侶給楊氏上書,希望她施加影響,那么主要是希望她給誰施加影響?
 
  從楊氏的身份來看,作為武則天的母親,她唯一能施加影響比較大的就是武則天。事實上對楊氏這種特殊地位所具有的獨特影響,當時的佛教僧侶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在龍朔二年四月,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的書信中,道宣等人開門見山的說道“夫人帝后之母也”[2](第163頁)。所以僧侶們給楊氏上書,主要是為了通過她對武則天施加影響,進而改變當時政府這一致拜君親的決定。為什么希望楊氏對武則天施加影響呢?對于這個問題,最可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武則天和佛教的關系相對淡漠,在僧侶致拜君親問題上,持中立態度,佛教僧侶希望通過楊氏的影響力,使武則天傾向于支持佛教徒。二是武則天原本就是僧侶致拜君親這一主張的支持者,佛教僧侶們希望通過楊氏施加影響,使武則天改變原來的主張。不管是上述那個原因,都說明在當時武則天和佛教界的關系最少是比較淡漠。這個原因應該是在政府做出僧侶致拜君親的決定后,僧侶們給高宗上書、給楊氏上書,而唯獨沒有給武則天上書的唯一原因。由于當時和武則天比較疏遠,佛教僧侶們為了不在武則天那兒碰到釘子,所以才采取了這種迂回的辦法,希望武則天能對佛教僧侶采取支持和扶植的態度。
 
  從武則天早期的宗教傾向來看,雖然武則天的母親篤信佛教,當她的這種宗教信仰對武則天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很難斷定。但最少有一點可以斷定的是,武則天和母親楊氏在某些觀念上并不相一致。以武則天在十四歲時被選秀入宮這件事為例,當時“母楊,慟泣與決,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5](卷76《則天皇后傳》)由此可見,在對待同一事情上,武則天和母親的看法并不相一致。所以從武則天母親篤信佛教這一史實,我們并不一定就能推斷出武則天也一定篤信佛教。
 
  與種種跡象表明武則天早期并不傾向于佛教的同時,卻有種種跡象表明武則天當時比較傾向于道教。道士郭行真的經歷頗能說明問題。“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盅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5](卷76《則天皇后傳》)。所謂“壓勝之術”,是模仿所忌恨者制成小人,書其姓名,頂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宗巫術。在唐代“壓勝之術”是一種重罪。郭行真出入宮廷,冒著重罪的危險,利用道術為武則天服務,可見他與武則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另據《法苑珠林》卷六九載:“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宿素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敕令投龍,尋山采藥。上托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圣上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承。敕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并沒入官”[6](卷55《破邪篇》“感應緣·妖亂惑眾第四”條)。這里郭行真之所以能夠以一名道士的身份“上托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應該主要還是因為他備受武則天寵信的結果。
 
  和郭行真一樣深受武則天崇信的還有道士朱欽遂。據《舊唐書》記載:“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橫恣”。[7](卷185·良吏上·韋機傳)。道士朱欽遂之所以這樣橫行無忌,顯然是因為他深受武則天崇信、庇護的結果。從這兩個道士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武則天在其早期是比較傾向的是道教而不是佛教。除了這兩個道士的個人經歷之外,當時武則天其他的一些做法也非常明顯地顯示了她傾向于道教的特點。如,上元元年(公元760)“天后(武則天)上意見十二條,請王公百僚皆習《老子》,每歲明經一準《孝經》、《論語》例試于有司”[7](卷5《高宗下》),直接要求把道教的經典列入到朝廷的科舉考試之中,其強烈崇道傾向由此可見一斑。這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武則天后來所說的“朕爰自幼齡,歸心彼岸,務廣三明之路,思崇八正之門”的話,更像是武則天后來傾向于佛教之后,為了拉近和佛教之間的關系而說的套話和客氣之話。
 
  二、武則天支持修建盧舍那大佛的真實原因
 
  雖然種種跡象表明武則天早期并不傾向于佛教,但在修建盧舍那大佛的過程中她還是表示了自己鮮明支持的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咸亨三年壬申之歲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8](卷73《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在盧舍那大佛修筑完成之后,還親率文武大臣前往祝賀。既然武則天早期并不傾向于佛教,那么為什么還要大力支持修筑盧舍那大佛呢?這與高宗早期傾向于佛教有很大關系。
 
  唐朝以李姓立國,所以在開國之初,就把道教置于比較高崇的地位。無論是唐高祖李淵,還是唐太宗李世民都比較傾向于支持道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宗在晚年時期隨著對佛教接觸的增多,對佛教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甚至于臨去世前發出“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4](卷9)的遺憾。
 
  高宗在當太子登基之前,侍立太宗左右。隨著太宗晚年對佛教接觸的增多,高宗對佛教的接觸也日益增多,對佛教的好感隨之日益增加。所以高宗在即位之初一舉改變道教地位獨尊的做法,從顯慶二年開始先后七次,召開佛道人士進行公開辯論。允許佛道人士進行公開的平等地進行辯論,非常明顯地顯示出佛教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極大地提高,甚至到了可以和道教分庭抗禮的地步。正因為如此,所以當玄奘大師去世時,高宗發出“朕失國寶矣”的感慨。
 
  在長孫皇后去世后,太宗修建“大慈恩寺”以資紀念,而在太宗皇帝去世后,高宗建“大奉先寺”來對父親進行紀念,應該說是一個必然且合乎邏輯的一個選擇。所以《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碑》中“大唐高宗天皇大帝所建也”銘文,十分清楚地表明大奉先寺是由高宗皇帝推動建立的。
 
  雖然武則天和高宗發生矛盾時,有時可以改變高宗的決定,但高宗業已做出的決定,對武則天也會具有很大的制約和影響。以明堂的修建為例,據《舊唐書》記載:“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聽群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7](卷22,志2)。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明堂修建時高宗已經故去,但他生前修建明堂的心愿卻仍有很大影響,甚至這種心愿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當時武則天修建明堂的一個旗幟和號召。如果說高宗去世后的一些決定仍對對武則天仍有很大影響的話,那么他在世時的一些決定對武則天的影響無疑會更大。這樣,對于高宗在世時所做的修建以盧舍那大佛為核心的奉先寺的決定,不管武則天態度如何,對于當時最高統治者高宗業已做出的決定,武則天無疑都要做出堅決支持和擁護的姿態。
 
  在盧舍那大佛修筑完成前夕,高宗病情加重,唐朝面臨著最高權力的更替和交接。據《舊唐書》記載,在盧舍那大佛修建完成前夕,“(高宗)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圣"。”[8]本紀六《則天皇后紀》)。雖然高宗在開始逐漸把權力向武則天移交,但武則天的地位并不穩固。如上元三年(676年),“帝將下詔遜位於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5]卷76《則天皇后傳》)連當朝的宰相都反對武則天,說明武則天的地位很難說得上是穩固。在此情況下,對高宗業已做出的決定,武則天必須表示出堅定的支持和擁護,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高宗皇帝的化身,才能堵防眾人攻擊的口實,從而鞏固已取得的權力,并進而攝取更多的權力。
 
  不過,我們看到雖然武則天對盧舍那大佛的修筑表達了大力支持的態度,但這種支持究竟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還有待商榷。在盧舍那大佛修筑時,武則天“助脂粉錢二萬貫”,而在武則天登基后,決定修建白司馬坂大佛像時,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7](卷93,《狄仁杰傳》)。通過發布行政命令,在全國范圍內募集資金來修建白司馬坂大佛像。在修建白司馬大佛像時,內史狄仁杰上書表示反對,但武則天“大像宜于白司馬坂造為定,仍令春官尚書建安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9](卷49)狄仁杰和武則天同是山西人,是武則天最親信的大臣之一。在狄仁杰去世后武則天曾發出“朝堂空矣”的悲嘆。就是這樣一個親信大臣的反對意見,也被武則天斷然拒絕。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武則天對修建盧舍那大佛支持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或者可以說,僅僅是一種表面上的竭力支持。
 
  三、武則天對盧舍那大佛修建的影響
 
  據《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佛龕記》載:“奉敕檢校僧西京實際寺善導禪師、法海寺主惠簡法師,大使司農寺卿韋機,副使東面監上柱國樊玄則,支料匠李君瓚、成仁威、姚師積等,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日畢功”[8](卷73《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從這幾個人的身份和分工來看,司農寺卿韋機作為造像大使,是整個盧舍那大佛修建工作的實際主持者。《舊唐書·韋機傳》對韋機的生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據《舊唐書》記載,韋機是一位頗受高宗知遇,被高宗大力提拔的官員。“會契苾何力東討高麗,軍眾至檀州,而灤河泛漲,師不能進,供其資糧,數日不乏。何力全師還,以其事聞。高宗以為能,超拜司農少卿,兼知東都營田,甚見委遇。有宦者于苑中犯法,機杖而后奏。高宗嗟賞,賜絹數十疋,謂曰:“更有犯者,卿即鞭之,不煩奏也”。作為高宗的寵臣韋機在建筑方面具有比較突出的才能,他主持修建的上陽宮、洛河中橋等工程,受到很大人的贊賞“上元中,遷司農卿,檢校園苑。造上陽宮,并移中橋從立德坊曲徙于長夏門街,時人稱其省功便事”。應該說這樣一個在建筑方面有突出才能的官員,是非常適合擔任盧舍那大佛的修筑工作的。
 
  上元初年間,在盧舍那大佛完工前期,韋機卻由于和武則天發生矛盾,受到她的排擠和打擊。“有道士朱欽遂為天后所使,馳傳至都,所為橫恣。機囚之,因密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慰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由是不悅。儀鳳中,機坐家人犯盜,為憲司所劾,免官。永淳中,高宗幸東都,至芳桂宮驛,召機,令白衣檢校園苑。將復本官,為天后所擠而止,俄令檢校司農少卿事,會卒”。[7](卷185上,《韋機傳》)
 
  根據韋機的情況,無論是以他和高宗之間的關系,還是以他的個人才能,他都是修建盧舍那大佛的合適人選。可以說,韋機擔任盧舍那大佛這個偉大工程的主持者,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是盧舍那大佛修建完成的重要保證。但武則天的的做法卻令人十分費解。盧舍那大佛完工時,武則天親率文武大臣前往,表明了她對該工程的支持,但對這工程的實際主持者韋機卻采取打擊和排斥的態度。作為在建筑方面具有杰出才能的官員。武則天在韋機主持修建盧舍那大佛時期對他進行打擊,不管是出于何種目的,都無疑會對盧舍那大佛的修筑工作造成遲緩和滯延。
 
  上元元年,武則天進天后號,提出著名的施政“十二事”。在“建言十二事”中第五條,武則天專門提到“省功費力役”。[5](卷76《則天皇后傳》)盧舍那大佛無疑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這樣,在盧舍那大佛尚未完工的背景下,我們再來分析武則天捐助三萬脂粉錢修筑盧舍那大佛。似乎蘊含著這樣的含義:一是通過私人捐資,不希望盧舍那大佛成為國家“省功費力役”新政之下的一個反面教材;二是通過加大資金投入力度,促使盧舍那大佛這個耗費國家“力役”的工程,盡快結束,不致于和國家“省功費力役”的新政繼續抵觸。
 
  盧舍那大佛是大奉先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大奉先寺則是高宗李治為唐太宗追福所建立的一個寺院,按照一般的常識,這么規模巨大的佛像,應該有一個規模巨大的寺院才能與之相匹配,但實際上大奉先寺的規模卻并不是很大。據《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佛龕記》載:“調露元年(679年)己卯八月十五日,奉敕于大像南置大奉先寺,簡召高僧行解兼備者二七人,闕即續添,創基主持范法、英律為上首。至二年(680年)正月十五日,大帝書額……”[8](卷73《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大奉先寺的這個規模和大慈恩寺相比較兩者之間差別更是懸殊,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有司詳擇勝地,遂于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凈覺故伽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仿給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樟栟櫚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金翠備其飾,而重樓復殿云閣洞房。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床褥器物備皆盈滿。……戊申皇大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4](卷7)。大奉先寺是高宗做皇帝時為父親追福而建立的一個寺院,大慈恩寺是為高宗做太子時為母親追福而建立的一個寺院。從某種程度上講,兩者的規模應該相差無幾,甚至大奉先寺的規模還要大于大慈恩寺才符合常理,但史實卻是相反。大奉先寺的這個規模說明,盧舍那大佛在修建后期,確實面臨著資金不足,盡快完工的壓力,以至于造成和它相配套的大奉先寺也不得不因為資金問題,而規模狹小,匆匆完工。
 
  結語
 
  武則天使一個十分復雜,且具有多重性格的歷史人物。她的很多思想和作為相互矛盾,彼此抵觸。武則天無疑是一個極度崇佛的人物,但在早期應該是比較傾向于道教的。她早期的這種宗教傾向造成她在盧舍那大佛的修建過程中,采取了表面上大力支持,而實際上卻消極反對的態度。武則天對修建盧舍那大佛的這個態度,一方面造成修建盧舍那大佛進展遲緩,另一方面也造成以盧舍那大佛為中心的整個系列工程成為一個虎頭蛇尾的工程。
 
  參考文獻:
 
  [1]王永平。武則天與道教[J]。滄桑,2000,(Z1);王永平。論唐代道教的發展規模[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6);王永平。從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則天的宗教信仰[J]。東岳論叢,2007,(03)。
 
  [2]陳寅恪。武曌與佛教[A]。金明館叢稿二編[C]。上海:三聯書店,2001。
 
  [3](唐)慧立,彥悰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C]。北京:中華書局,1983。
 
  [4](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5](唐)釋道世編纂。法苑珠林[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清)董誥。全唐文[C]北京:中華書局,1997。
 
  [7](清)王昶。金石萃編[C]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
 
  [8](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9](宋)王溥撰。唐會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原載《前沿》2009年8期
 
  作者簡介:曾謙(1972——),男(漢族),河南南陽人,講師,博士,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

  基金項目:洛陽市社會科學重點資助項目(2008A015)
 
  

 

卡塔尔乒乓球公开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