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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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彥博與洛陽耆宿詩會論略

 侯小寶 李寅生

(廣西大學 文化與傳播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4)
 
摘 要:北宋元豐年間,在西京洛陽形成了以文彥博、司馬光等朝廷元老為核心的耆宿詩壇,他們崇尚樸素結會理念,弘揚傳統道德禮法,宴集唱和,吟詩著文,推動了北宋文人群體化、集團化趨勢的進程,成為有宋一代頗具影響的詩歌創作群體,并對此后歷代詩會的發展,對宋詩思想、風格及流派的演進產生了重要影響。
 
孔子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在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上,結會賦詩唱和、群居切磋交流以暢抒心志、涵養性情的詩會活動頗為頻仍。北宋神宗元豐年間由著名宰相文彥博在洛陽詩壇倡導發起的五老會、耆英會、同甲會等耆宿詩會就是以其獨特的社會背景和影響而聲名遠揚,對歷代詩會這一文人群體活動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一、文彥博發起的三次洛陽耆宿詩會的背景及簡況
古都洛陽鐘靈毓秀,河洛文化底蘊深厚,自古會聚諸多士子文人,“西都縉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 [1](卷71),成為歷代文人群體或詩人群體形成和發展的沃土。在這里,貴族大員、文人雅客集會宴游唱和之風經久尤盛,如西晉石崇的“金谷園會”、唐代裴度等的“綠野堂會”,唐代白居易致仕洛陽后組織的九老會、宋梅堯臣、歐陽修品題的“洛中八老”詩會,等等,留下了大量詩作和諸多佳話。
北宋時,洛陽被定為陪都西京,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為碩德老臣致仕后的齊聚之地。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拜參知政事,力排眾議,實施新法。文彥博、富弼、司馬光等主張采取傳統與穩健的改革政策的保守派朝臣,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激進與開新,在政見不同、主張得不到采納的情況下,他們紛紛退居游離政治漩渦和權力中心的陪都洛陽,不與新政合作。當時富弼以韓國公致仕洛陽,司馬光到西京御史臺編修《資治通鑒》,文彥博則以太尉之職留守西京。文彥博擅長詩文書法,喜為歌賦,很贊賞白居易香山九老會、杜衍睢陽五老會等耆宿詩會活動,他曾作《睢陽五老圖》一詩云:“輔政何時退省閑,清平告老謝簪冠。兩朝耆宿真英武,一代謀謨實柱桓。太史尚瞻星有烈,小民猶念德無寒。誰知我輩登樞要,嚴貌冰威袛素看。”[2](卷41)以觀《睢陽五老圖》的感受為題,盛贊了慶歷年間祁國公杜衍等五位老臣致仕睢陽后宴集賦詩、康寧爽健的儀態風姿,也充分表達了他對碩德老臣詩會唱和的仰慕之情。
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文彥博拜太尉,復判河南,九月,他牽頭發起了著名的耆宿詩會“洛陽五老會”,并作《五老會詩》,詩的原注云:“元豐三年九月,范鎮內翰、張宗益工部、張問諫議、史炤大卿”,包括文彥博在內,五人均為當時德高望重的致仕老臣。詩中寫道:“四個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今白發游河叟,半是清朝解綬人。喜向園林同燕集,更緣尊酒長精神。歡言預有伊川約,好作元豐第四春。”[3]( 卷7)文彥博還在詩后的自注中表示,他們共同約定來年再次活動;元豐五年,文彥博留守西京,他效仿白居易晚年卜居洛陽結“香山九老會”之舉,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詩會,就資圣院建大廈,曰耆英堂,由鄭奐畫十二人像于妙覺僧舍,有富弼、文彥博、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幾、馮行已、楚建中、王謹言、張問、張燾、王拱辰,獨司馬光年未七十,文彥博用香山狄兼謨故事,請溫公入社并序其事,于富弼宅第治酒賦詩相樂,諸公皆有詩。潞公《耆年會詩》云:“九老唐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發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蘭亭雅集夸修禊,洛社英游貴序賓。自愧空踈陪幾杖,更容款密奉簮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3] (卷7)溫公詩云:“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1] (卷11)北宋元豐六年,文彥博又邀程珦、司馬旦、席汝言三位同齡耆宿,在自家小園里舉辦“洛陽同甲會”,并賦詩《奉陪伯溫中散程、伯康朝議司馬、君從大夫席于所居小園作同甲會》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發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3]( 卷7)程珦為宋代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之父,司馬旦為司馬光之兄,席汝言以司封郎中致仕洛陽,四人均為七十八歲高齡的碩德老臣。范純仁有詩評:“四公眉壽復均年,此會前修未省傳。筋力輕安同少壯,風標瀟灑似神仙。分司東洛榮難并,聚德西豪事莫肩。今夕天官應有奏,老人星彩近臺躔。” [4] (卷4)
二、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思想、政治、文化內涵
從《宋史》等史書、一些詩話作品記載及參會者詩歌唱和內容來看,文彥博在洛陽牽頭舉辦的耆宿詩會,與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會等耆宿詩會在主旨內容和活動形式等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但如果仔細分析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人物身份,我們會發現其中的不同。相比之下,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旨趣更加復雜,內容更加豐富闊大。
司馬光在《洛陽耆英會序》中曰:“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余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于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1](卷68)司馬光以自己的口吻講述了文彥博創辦耆宿詩會的初衷,即在“宗白”風氣極盛的北宋中期,潞國公文彥博仰慕白居易九老會的志趣高逸,效之而召集致仕賦閑洛陽的老臣創辦詩會,主旨無非就是縱山水詩酒之樂,放逸心情。然而,若放眼北宋當時極為復雜的社會政治背景,并結合文彥博在此前后的一些詩文內容,不難揣測詩會所隱含的政治傾向和結盟意識。北宋熙豐年間,隨著新法實施和黨爭斗爭愈遠愈烈,文彥博等大臣退居洛陽,同樣不贊成新法、在理學界影響頗大的邵雍、程氏父子等人也與這些政壇耆宿相呼應,這樣,西京洛陽就成為一個在政治、文化、學術思想等諸方面與開展新法的東京汴梁分庭抗禮的中心。文彥博是北宋中葉以來政績顯著的朝廷重臣,蘇軾曾盛贊他:“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今古,雖專門名家有不逮。”[5]顧炎武《求古錄》載神宗曾制詩賜贈文彥博:“四紀忠勞著,三朝聞望隆。享茲難老祉,報在不言功。富矣勛彌大,居焉貌甚沖。西都舊士女。白首佇瞻公。”因政見不同而退居洛陽并沒有撲滅文彥博對國計民生的關切和推行政治主張的熱情,他曾在離開汴梁前辭別神宗的《西歸日瓊林苑賜宴即席》一詩中寫道:“報國丹心明皎皎,戀軒疲足去徐徐。群公盡出都門祖,盛事光于漢二疏。”[3](卷7)詩中既以西漢的疏廣、疏受功遂身退、同時致仕時送者云集的典故表達了對皇帝重恩和禮遇的感激,抒發了作者報效朝廷的一片丹心,但同時也暗含了政治抱負不能施展的無奈。此后,他在給神宗的唱和詩中重申:“康時有志才終短,報國無功術已疏。身在洛陽心魏闕,愿傾丹懇上公車。”[3] (卷7)再次表達了他的不渝之志。到元豐年間,王安石新法的推行已顯露重重危機,在宦海浮沉近60年的文彥博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銳性洞察到新法的推行時日不多,而接下來宋王朝的復興,仍離不開這批致仕洛陽的元老重臣的鼎力扶持。
自熙豐年間蔡確羅織汪輔之《謝表》文案到蘇軾譏刺新法引發的“烏臺詩案”,以文字獄排擠政黨異敵的宋代黨爭愈演愈烈,宋代以詩文議論朝政的風尚遭到重擊,文臣集團詩文創作逐漸與直接評議朝政相疏離。鄭方坤《全閩詩話》記載,蘇軾出守錢塘前向文彥博道別,文彥博再三告誡蘇軾至杭州少作詩,恐為不善者誣謗。可見,文彥博深諳文禍之險惡,他們的結會活動絕不會呈現出鮮明的政治目的,而以放逸山水、詩酒唱和為主的耆宿詩會則是最好的載體。從司馬光為耆英會作的序中可看出,他們在詩會活動中以“道”相高,所體現的是通過對傳統的尊崇來疏離于新政的婉曲態度。[6]在雅集的形式上,他們以“序齒不序官;為具務簡素;朝夕食不過五味”[7]為會約,強調摒棄禮儀上的繁文縟節與飲食上的奢華考究,與會者不以官銜大小、地位高下為序,而以年齡為序進行聚會吟詩,宴飲唱和。倡導一種簡樸率真、單純明了的活動形式,一種樸素的平等精神,一種悖離官本位的平民意識。[8]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北宋中期以文彥博為主盟的五老會、耆英會、同甲會等耆宿詩會的舉辦,為熙豐年間匯聚西京、政治主張相近、文學觀點趨同的朝廷元老和道學宗師提供了一個通過結會唱和來重建思想學術文化的和弘揚傳統道德禮法的講壇,使他們能夠增進交流,韜光養晦,凝聚力量。
三、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對宋代及后世詩壇的影響
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是北宋中葉政治文化大背景、洛陽古已有之的地域文化傳統與文彥博等人的大力倡導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些詩會的舉辦推動了北宋文人群體化、集團化趨勢的進程,在對宋代以及此后歷代詩會的發展、對宋詩思想、風格及流派的演進等諸多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首先,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進一步推動了耆宿詩會的發展,傳承了有唐以來致仕文人唱和詩文的傳統。耆宿詩會自唐白居易洛陽九老會濫觴,有宋一代尤為興盛,如慶歷年間徐祐的蘇州九老會、杜衍睢陽五老會等。文彥博作為熙豐年間的碩德老臣、西昆派后期的代表詩人,在宋代的文壇和詩壇都頗具影響,他對耆宿詩會的大力倡導和重視,也引起了當時詩壇乃至民間的普遍關注及后代文人對耆宿詩會的熱衷,尤其是耆英會,葉釐《愛日齋叢抄》、洪邁《容齋四筆》、胡仔《漁隱叢話后集》、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葛立方《韻語陽秋》等諸多宋人著述中都有具體的記載和評述。宋代唱和詩風頗為興盛,翻開文彥博的詩卷,次韻、相和之作比比皆是。文彥博牽頭三次耆宿詩會之后,司馬光發起了命名為“真率會”的耆宿詩會,并繼承了耆英會“序齒不序官”的傳統,進一步宣揚“以年德為貴”和“以道相高”的詩會宗旨。文彥博為此特地作《聞近有真率會呈提舉端明司馬》一詩贈司馬光:“近知雅會名真率,率意從心各任真。顏子簞瓢猶自樂,庾郎鮭韮不為貧。加籩只恐勞煩主,緝御徒能困倦賓。務簡去華方盡適,古來彭澤是其人。” 并稱這首詩“也率爾而作,斐然而成,雖甚鄙拙,亦有希真之意焉”[3](卷7),充分表達了對真率會舉辦的認同和贊賞。此后,南宋紹興年間程俱衢州九老會、朱翌韶州真率會、史浩四明尊老會、慶元年間汪大猷四明真率會、嘉定年間劉爚建陽尊老會[8]等宰輔大臣和致仕文人詩歌集會活動,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的影響。
其次,文彥博洛陽耆宿詩會詩歌唱響了后期西昆派詩文的余音。王士禎在《居易錄》中評價文彥博“詩歌婉麗濃嫵,絕似西昆”[9],又在《池北偶談》中講到:“文潞公承楊、劉之后,詩學西昆,其妙處不減溫、李。”[10]宋朝崇儒重文的文官政治,塑造了宋代士人集官僚、學者、文人一體的文化品格,尚好文華、專工律體、講究用典與屬對的西昆體在宋初便盛極一時,特別深受館閣大臣的青睞。元豐年間,隨著社會的動蕩、新法的實施及詩賦在進士科舉中作用的日漸衰微,以“臺閣體”為主要特征的前期西昆體逐漸退出詩壇,而文彥博及其詩友在耆宿詩會上所作的很多宴游唱和詩歌,則體現了后期西昆派作家自覺不自覺地對詩歌創作的繼承與突破。同前期西昆體詩歌唐音成分居多相比,這一時期他們的詩歌創作則更彰顯宋調,體現了宋代詩歌由“唐音”到“宋調”的過渡。翻閱文彥博傳世的詩文別集《文潞公集》,可以看到,六卷詩歌作品中,律詩占到了四卷之多,特別是他后期致仕洛陽即發起耆宿詩會時期的創作,更以贈答詩居多,并多采用“次韻”、“依韻”等嚴格的用韻方式,格律嚴整,屬對工巧,音韻鏗鏘。多數律詩中間的兩聯都嚴格對仗,一些排律則從頭到尾句句對仗,而且沒有失粘、落韻等。作品中對諸多典故的駕輕就熟,則更顯示出文彥博的淵博學識和詩歌注重學問文章的鮮明特色,充分反映了宋詩的學問化走向。正如蘇軾對文彥博長律的評價:“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
同時,這些詩歌作品不拘泥于形式,而更注重創作的整體藝術效果,雖出昆體但不乏清新氣息。文彥博詩歌尤重情感和興象,《四庫提要文潞公集提要》載:“彥博不以詩名,而風格秀逸,情文相生。”他改變了前期西昆派詩人重藻飾華彩、以李商隱詩歌為宗而輕視杜甫詩歌的審美創作傾向[11],開始認識到義山詩對杜詩風骨意象和韻味神理的傳承,并有意識地對杜詩的精髓進行玩味、研習和借鑒。如文彥博《元日阻雨》中“欲買春光無定價,東風撩亂擲榆錢”[3](卷3)兩句景中狀物,物景相融,語言通俗生動,刻畫細致逼真,意象清新雋永,其藝術手法與杜甫《絕句漫興九首》可謂異曲同工,妙合無垠。而《清明后同秦帥端明會飲李氏園池》一詩的后兩句“風光不要人傳語,一任花前盡醉歸”[3](卷7)句,更是巧妙地化用了杜甫《曲江二首》其二尾聯“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12]句,同時在表意上又有新的旨趣,格調清麗明快,自然脫俗,別有一番情調。
“聞道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文彥博在“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的洛陽所發起的耆宿詩會,既是對由唐至宋文化傳統的傳承與發展,也與當時北宋的政治學術氛圍、洛陽特有的地理優勢及河洛文化傳統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并間接地對北宋的詩文創作思潮、學術發展和政治風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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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11] 祝尚書.論后期“西昆派”[J]社會科學研究,2002, (5).
[12]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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