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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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洛學史著作提要六種

 周春健

(湖北大學 古籍所,湖北 武漢430062) 
 
 
摘 要:有宋一代,學術昌盛,學派林立,興講學之風。程顥、程頤兄弟講學洛陽,號為洛學。洛學傳衍不絕,后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的宣揚發展,逐漸取得學術上的正統地位,對中國學術和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今擇中國古代洛學學術史著作六種,各撰簡短提要,以見洛學一派源流演變。
關鍵詞:洛學  提要  理學  學術史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4970(2007)03-0000-00
收稿日期:2006-12-13
作者簡介:周春健(1973—  ),男,山東陽信人,湖北大學古籍研究所講師,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研究。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宋·朱熹撰  《四庫全書·史部二○六·傳記類》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遯翁。南宋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晚年徙居福建建陽考亭,又主講紫陽書院,故亦別稱考亭、紫陽。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進士,曾任秘閣修撰等職。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而在朝總共四十余日。先師閩中崇安“三先生”胡憲、劉勉之、劉子翚,又師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故為二程的四傳弟子。闡發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學》、《中庸》的哲學思想,繼承和發展二程理氣關系的學說,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后世并稱“程朱”,對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元以來,歷代王朝科舉,均采朱熹之《四書集注》。朱熹整理文獻,注釋古籍,疑古文《尚書》之偽,不信《詩序》,多有新解。主要著述有《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楚辭集注》、《通鑒綱目》等,另有后人所輯《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等。
全書十四卷,記述北宋時期理學家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其門人后學的言行事跡。每傳采用言行并載的方式,傳記資料或采自各家的事狀、行狀、年譜、奏狀、逸士狀、墓志銘、祭文、墓表、贊、詩、哀詞,或錄自門人友朋書札、敘述及各種傳聞雜記等。對于所采用的文獻資料,間或加以按語,以論其是非得失,從中可見傳主之生平學行及為學要旨。“伊洛”,指伊川和洛水兩地,因北宋程頤曾居于河南嵩縣西北,地臨伊川;二程、邵雍等又都長期在洛水之北的洛陽居住講學,故用“伊洛”指代二程之學。本書成書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當時以伊洛之學為代表的理學遭遇到被排斥在孔孟正學之外的命運。朱熹服膺二程之學,在這種學術背景下梳理理學脈系有很深的用意,即以二程之學為理學正宗,同時為伊洛之學辯誣,確立它在孔孟之道傳承中的正宗地位。本書為理學的開創及傳衍確立了歷史統緒,是對北宋以來的理學史所作的一次總結。
撰者既以“伊洛淵源錄”命名,表明此書的主要任務在于揭示以二程為代表的宋代理學的淵源所自。在案卷設置上,本書將濂溪周敦頤列首卷,程顥、程頤等列其次,表明了朱熹以周敦頤為宋代理學開山,因而也是二程伊洛之學的淵源所自的理學史觀點。同時還究其流,著力考察周、程之后理學的傳衍情況,并為四十余位學人立傳。這些人多屬程門學派中人,或與程門學派有或親或疏的關系,其中包括二程的及門或私淑弟子,如呂希哲、游酢、楊時、胡安國等;又包括初非師事二程而卒受業于二程者,如朱光庭、關中“三呂”等;還包括與二程有師友關系的人,如邢恕,等等。最后一卷專記“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如王端明、林大節、張宏中、范文甫等,或略作簡述,或僅列其名字。周、程以來理學的傳衍經朱熹一番梳理規劃,其源流統緒粗略可見。
本書于辨析宋代理學源流之外,還注重理學家學術師承關系的考證,并多所創獲。比如關于學術史上歷來有爭議的張載與二程兄弟有無學術師承關系的問題,撰者進行了一番認真的考證,認為曾師承張載的呂大臨為張載所作《行狀》有兩個本子,根據前一個本子確實證明張載曾向二程兄弟問學,但根據后一個本子只能證明張載與二程兄弟是相互切磋學問的學友關系。朱熹以后一本子為定本編入本書,同時又在卷六《橫渠先生遺事》中征引程頤回答其門人張載是否“圣人”的問話以及呂大臨關于張載是否曾問學于二程的問話的兩條材料,得出張載與二程并沒有學術師承關系的結論。朱熹以史實為據,考證嚴密,為這一學術公案找到了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
從著述體例上講,本書開創了一種嶄新的學術史著作體式——“學案體”。它以理學家為傳主,按照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來撰著。其主要特點是根據理學傳承的歷史統緒因人立傳,編排卷次,以體現理學家的學術源流和師承關系。每一傳主采用言行并載的方式,撰著者的學術觀點不像后來的章節體學術史那樣采取系統敘述的方式加以表達,而是通過卷次的編排、材料的取舍及略加按語的方式間接反映出來。《伊洛淵源錄》吸收了過去某些帶有學術史性質的“傳記體”和“燈錄體”歷史著作的部分特點,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史著作的發端。四庫館臣編纂《四庫全書》時將本書歸入史部的“傳記類”,但那是一種以內容為主要依據的分類方式,與這里從學術史體裁角度的分類并不相同。這種著述體式對后世學術史著作影響巨大,明清以來的諸多理學史或漢學史著作,如馮從吾的《元儒考略》、萬斯同的《儒林宗派》、周汝登的《圣學宗傳》、熊賜履的《學統》、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以至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均或受其啟發,或沿襲這一體式,或在這一體式上基礎上完善發展。元人修《宋史》,其中《道學傳》、《儒林傳》,亦多據此書為之。
從內容角度講,本書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許多理學家的資料依賴它而得以保存,并被用來補闕輯佚,考訂校勘。另外,撰者著作此書以二程理學為正宗,著意梳列宋代理學道統體系,對宋代及后代學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四庫館臣稱:“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一》)
 
《伊洛淵源錄新增》十四卷  明·楊廉撰  成都志古堂本
楊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父楊崇受業于吳與弼門人胡九韶,廉承家學,早歲以文行稱。舉成化末年進士,正德時累官至南京禮部侍郎,嘉靖初遷尚書。卒謚文恪。與羅欽順友善,為居敬窮理之學,文必根《六經》,自禮樂錢谷至星歷算術,具識其本末。學者稱月湖先生,有《月湖集》。《明史》有傳。
關于本書的撰著緣起,楊廉在《伊洛淵源錄新增序》中有所說明:“晦庵先生所編《伊洛淵源錄》,自孟子以來,道學宗派,具見于此。廉嘗觀先生《答呂東萊書》,則其為《錄》去取凡例,悉有深意,而宏綱大旨,初無遺憾焉者。但其間謂呂原明學佛事不必載而卒載之,又謂呂晉伯、和叔事不當附而卒附之,正以《錄》成而未及于更定耳。然此豈惟先生之論,廉固有疑于是矣。因謂先生之為此《錄》既有未盡之意,不若取先生平日之言有及于伊洛者并以附之,庶幾讀者有所折衷,而不昧于從違之間也。”
書之分卷與《伊洛淵源錄》同,書之體例,先列朱子書原文,其后附新增之文,新增文字前皆注明“新增”二字。概括說來,“新增”之內容大致有四:其一,錄朱子之《語錄》數條附于“遺事”之后,這是新增之主體內容。如卷一濂溪先生遺事后附“新增朱子語十二條”,卷三明道先生遺事后附“新增朱子語五條”等。其二,朱子語錄外的其他材料,如卷三新增韓持國所撰明道先生之《墓志銘》。其三,楊廉于新增內容后所撰按語,如卷四伊川先生遺事后新增朱子語十四條,其中最后一條為:“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個‘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個下手處。”撰者按曰:“廉按:提掇‘敬’字以教人,乃明道、伊川指示學者路徑處,朱子既曰‘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復曰‘二程教學者,只說一個敬字’,而此乃曰濂溪說‘無欲’,伊川說‘敬’字,而獨遺明道,何歟?蓋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皆自伊川發之。考之《遺書》,諸凡言敬,明道什一,伊川什九,故朱子此段以言敬歸之伊川也。然二先生之道雖不言敬,不害其為同,而況于亦言之乎?”其四,對于卷八所記藍田呂氏三兄弟,朱子《伊洛淵源錄》原文將三兄弟之“遺事”十一條匯于一處,楊廉將其裁開,分別列于呂大忠后四條、呂大鈞后四條、呂大臨后三條;且仿《伊洛淵源錄》記程氏兄弟、張氏兄弟例,于原文三兄弟“寶文”、“宣義”、“正字”之前均加姓氏“呂”字。
楊廉之《伊洛淵源錄新增》,對朱子《伊洛淵源錄》在明清兩代的流傳,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明·謝鐸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八》
謝鐸(1435~1510),字鳴治,明浙江太平(今浙江溫嶺縣)人。學者稱方石先生。英宗天順八年(1464)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孝宗弘治三年(1490)擢南京國子祭酒,第二年因病辭歸,家居近十年。后又被薦舉為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五年后稱病歸。武宗正德五年(1510)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明史》有傳。鐸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經術甚深。曾奉詔修英宗、憲宗諸朝實錄,又曾奉旨校勘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對朱子十分推崇。著有《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赤城論諫錄》、《四子擇言》、《祭禮儀注》、《方石文集》等。
所以稱“續錄”,乃因本書是續朱熹《伊洛淵源錄》而作。書凡六卷,前有撰者《伊洛淵源續錄前序》,后有高賁亨《重刻伊洛淵源二錄跋》。
撰者服膺朱子之學,對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稱:“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圣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卷三·文公先生》)著作此書,便是為了形象地展現朱熹在理學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謝鐸在本書《前序》中說:“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于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預聞于斯道者,定為《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于是為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拿朱子《伊洛淵源錄》與謝氏《續錄》相比較,“朱著《伊洛淵源錄》著重表彰的是二程伊洛之學,以便確立它在‘圣學’傳承中的正宗地位;而謝著《續錄》著重表彰的是朱學,以便為它確立上承伊洛之學的歷史統緒,續道統之傳。其編修意圖的朱學特色是顯而易見的。”(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第八章》)
全書以朱熹為宗主,以其師承傳授為主線,收錄學人計23人。體例上仿《伊洛淵源錄》所開創的學案體體式,因人立傳,言行并載。卷一、卷二分別記羅從彥、李侗,蓋以羅、李二人同為朱子之學淵源所自;卷三為朱熹本傳;卷四記張栻、呂祖謙,因他們均朱子友人,同屬南宋理學開派人物。卷五、卷六所錄學人則均為朱子之門人后學。
《續錄》立傳資料多取材于《宋史·道學傳》及《宋史·儒林傳》,如張栻、黃榦、李燔、張洽、陳淳、黃灝諸傳,均錄自《道學傳》;呂祖謙、蔡元定、廖德明、葉味道、真德秀、何基諸傳,均錄自《儒林傳》,甚至有關傳主的言論、著述、遺事等也徑從《宋史》中采錄。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撰者學術上的宗派觀點,因為《宋史》的“道學”、“儒林”之分本身就帶有明顯的學術宗派性質。另外,朱熹作《伊洛淵源錄》,盡管旨在表彰北宋的二程伊洛之學,但對于同一時期的其他學派,如張載的關學、邵雍的象數學也為之溯源竟流;而《續錄》之作一味記述南宋朱學一系的授受源委,且著重于楊時開創的“道南一派”,而對當時的其他重要學派,如陸九淵的心學、葉適的永嘉之學以及陳亮的永康之學等,則置之不理。正因為如此,四庫館臣才評價說:“是錄之作,其亦不出門戶之見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所據版本為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八年高賁亨刻《伊洛淵源錄》附。
 
洛學編四卷,附洛學編續編一卷  清·湯斌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
湯斌(1627~1687),字孔伯,號潛庵,卒謚文正。河南睢陽人。清順治九年(1652)進士,改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歷任陜西潼關兵備道、江西嶺北道、江寧巡撫等職,官至工部尚書。一生為官清廉,獨立不撓,頗得康熙帝賞識。治程朱理學,以正心誠意、切于日用為本。任江蘇巡撫時,禁書坊刻印小說,令諸州縣立社學,推行儒學教育。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及詩文集等。后人合《文集》、《語錄》為一書,名為《湯子遺書》,凡十卷。
書凡四卷,前有孫奇逢《序》,后有王廷燦《跋》。本書記述中州學派自漢迄明的源流演變,分為二編:首列漢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唐韓愈,宋穆修,謂之“前編”,重在表彰漢代經師的言行;次列宋代二程、邵雍及其傳人十三人(附錄二人),元許衡、姚樞(附錄一人),明薛瑄、曹端、閻禹錫、王鴻儒等二十人(附錄七人),謂之“正編”,重在表彰宋明理學諸儒的言行。各為小傳,評其學問行誼。
湯斌之《洛學編》,乃奉其師孫奇逢之命而作。奇逢在編完《理學宗傳》一書后,曾命他的兩個門人魏一鰲和湯斌分別編輯《北學編》和《洛學編》,以張大道學之幟。編輯《洛學編》之前,湯斌正在從事經學的研究,然師命難違,只好“暫輟經書,從事《洛學》”(湯斌《再寄孫征君先生書》)。湯氏自稱《五經》研究“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湯斌《再寄孫征君先生書》),而“觀夫子之言,則知是編所系不后于經書,而征君與夫子繼往開來之心先后同揆矣”(王廷燦《洛學編跋》)。孫奇逢在為該書所作《序》中說:“蓋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后之統,所關甚巨也。厥后廢而復明,絕而復續。”由此可知,奇逢命湯斌作《洛學編》之用意乃在于復興洛學,以續道統之傳。
從結構上看,本書將宋明理學家匯為《正編》,而將漢唐諸儒匯為《前編》,一方面表明撰者對漢宋諸儒有次主之分,另一方面表明撰者“漢宋兼采”的學術史觀。正如四庫館臣所言:“雖以宋儒為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五》)漢唐儒者之長,即為經學。本書所采漢唐之儒五人,亦全為經學家,如杜子春治《禮》,鐘興治《春秋》,鄭眾治《春秋》兼通《易》、《詩》,服虔治《左傳》。《洛學編》通過對經學家授受源委的辨析,為我們提供了有關漢唐時期中州經學源流演變的大致情況;而《前編》、《正編》之設,又揭示了經學為理學發展之先導的內在理路。因此,“作為理學史的《洛學編》應該以理學為主而又兼綜經學,重在考證二者的源流演變。這既是湯斌《洛學編》的一個重要特點,又是他在理學史方面的一個重要觀點。”(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第十章》)
自宋迄明,程朱理學一統天下。明中葉以后,王學興起,且綿延不絕,影響波及中州。這是中州理學發展的實際。湯斌雖學宗程朱,但在展現洛學源流時,能夠突破程朱陸王的學術界限,客觀地再現中州理學發展的全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學派中的門戶之見,這在傳統學術史著作中是難能可貴的。
《洛學編》成后六十余年,博陵后學尹會一于乾隆三年(1738)為之作續編,而成《洛學編續編》一卷,置于其后,列為第五卷,前有尹會一所作《續洛學編序》。會一稱:“后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之大懼”(《續洛學編序》),可見尹會一之志與孫奇逢及湯斌之志實一脈而相承。《續編》所載皆為“大清”諸儒,凡七人,分別為孫奇逢、湯斌、耿介、張沐、張伯行、竇克勤、冉覲祖。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洛學編》四卷所據版本為云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樹德堂刻后印本,《洛學編續編》一卷所據版本為云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本。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一》
耿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初名沖壁,讀孔稚珪《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句,遂更今名。順治九年(1652)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任福建巡海道、江西湖東道,官至直隸大名道。丁母憂,服除不出。篤志躬行,興復嵩陽書院。康熙二十五年(1686),經尚書湯斌薦,授詹事府少詹事。逢湯斌被劾,介亦稱疾乞休。所著有《中州道學編》、《性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等。
書凡兩卷,前有李來章、竇克勤、冉覲祖、王桂、焦欽寵及耿介所作《中州道學編序》六篇。中州道學,即伊洛之學。之所以纂輯此書,耿介稱:“理學盛于宋而實肇于二程,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考亭百世之傳。伊洛一脈,其圣道之大宗乎?斯編之輯所由來也。”(《凡例》)六篇《序》都談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即為中州道學諸儒立傳最充分的理由便是中州之地、河洛之區“實為道統托始之地”(竇克勤《中州道學編序》),“道學淵源,其尤盛于中州”(王桂《中州道學編序》)。焦欽寵在《序》中亦稱:“是編也,何得獨以中州名也?不幾私乎?然非私也,何也?蓋中州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宇宙清淑之氣于是乎在,鐘靈毓秀,實誕偉人。二程子乃生長于洛,為洛學開諸儒之統云。”是編專載中州道學學人,始于宋代二程、邵康節、謝文肅,終于清朝陳元熙、許酉山、鐘爾知。卷一載宋儒十六、元儒六,卷二載明儒三十、清儒七,全書共載中州學人五十九(按:《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稱:“自宋二程子至國朝陳愹等五十七人”,蓋誤也)。人各有傳,傳后附學人語錄或著述。
程朱之學遠紹伏羲、孔孟,但耿介將二程置于卷首,蓋以示中州道學之所宗。湯斌作《洛學編》,“雖以宋儒為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五》);耿介作《中州道學編》,則專程朱一脈,于漢唐諸儒皆不取。究其因,乃在于弘揚程朱道學,以程朱之學為中州道學正宗。于此去取之間,亦可見撰者之學術觀點,故四庫館臣稱:“耿介作《中州道學編》,乃舉唐以前人悉刪之,則純乎門戶之私,所見又與斌異矣”,又言“介于漢儒、宋儒門戶,判如冰炭,韓愈諸人乃所特黜,非其偶漏”。四庫館臣所采之本另有《補編》一卷,為乾隆十五年(1750)登封知縣施奕簪所作,兼收漢杜子春以下傳經諸儒。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所據版本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書院刻補修本。
 
洛閩源流錄十九卷  清·張夏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三》
張夏,字秋紹,江蘇無錫人。孝友力學,嘗入東林書院,受業于高世泰之門。其學先經后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世泰既沒,推夏主講席。另著有《孝經解義》、《小學瀹注》、《楊文靖年譜補遺》等。
書凡十九卷,前有彭瓏《洛閩源流錄序》、黃聲諧《洛閩源流錄序》、張夏《洛閩源流錄自序》、黃昌衢《校刊洛閩源流錄題后》及張夏所作《凡例》。是書取有明一代講學諸儒,分別其門戶臚列,旨在闡揚程朱洛閩之學,析明其傳承統緒。撰者在《凡例》中稱:“今夏僣不自量,私篡故明一代諸儒學行梗概,溯統程朱,故題曰《洛閩源流錄》,蓋為程朱后人作也。”書屬稿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冬,歷時十載。
書中所載學人甚眾,依在學派傳承中的地位和影響分為三品,最上為“正宗”,傳中稱先生;其次為“羽翼”,傳中稱字,“羽翼”與“正宗”皆頂格書寫;又次為“儒林”,亦稱字,下一格書寫。偶有非正宗而關系師友淵源者亦稱先生,在“儒林”下一格書寫,在“羽翼”則于目錄下不標先生、字,以示區別。人各為傳,傳末附古今名家評論,以資發明。卷一至十三列洛閩學者,其中正宗十六人、羽翼三十九人、儒林一百九十二人,并合傳、附傳共計二百五十余人;卷十四列新會陳獻章學人,卷十五至十七列余姚王守仁學人,其中羽翼八人、儒林三十九人,正宗則闕;卷十八、十九為“補編”,僅列儒林五十八人,正宗、羽翼皆闕。全書合計四百一十余傳,四百二十余人。
著作此書,非為洛閩之學錦上添花,而是恐其不傳,或懼其為異端之學湮沒、淆亂,撰者稱:“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睹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茍無記錄,何以詳驗本末始終而知其為足以砥衰還盛也乎?況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后生者乎?此《洛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洛閩源流錄自序》)書成而為學者推重,彭瓏贊曰:“搜輯雖詳而必歸之一,辨論甚簡而已極其精。論學以踐履為驗,故名節政治與議論俱存;論人以篤實為根,故高曠圓通與虛寂并黜。誠可為先儒之集成,后學之宗主矣!”(《洛閩源流錄序》)
撰者服膺程朱之學,以孔孟為“儒之始祖”,而以程朱為“儒之大宗”(《洛閩源流錄自序》)。故全書所載學人逾四百,而列為正宗者十六人皆為程朱傳人。由全書案卷的設置,可以見出撰者鮮明的“崇朱”傾向。撰者對朱子極為推重,稱“濂洛之學傳至南渡后,不無駁雜,得朱子為之摧陷廓清,錄《伊洛淵源》而始正,輯《近思錄》而始醇,所謂集群儒之大成也”(《卷三》)。盡管所載陸王學者亦不在少數,但并不能因此推論撰者“以示不存門戶之見,用意較為深密”,“然卷首稱明太祖以理學開國,諛頌幾四五百言,以為直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殊非篤論,亦非事實。”(《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五》)
今書凡十九卷,而黃聲諧為本書所作之《序》稱張夏“網羅一代,研討十年,著《洛閩源流錄》十七卷”,蓋黃氏未見“補編”兩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所據版本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一年黃昌衢彝敘堂刻本。
 
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  清·張伯行撰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五》
張伯行(1651~1725),字孝先,自號敬庵,清初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進士,考授內閣中書,改中書科中書。任江蘇按察使,擢福建巡撫,四十八年(1709)調江蘇巡撫,累官至禮部尚書。曉河務,曾督修黃河南岸堤二百余里。為官清正,受倚重,清世以名臣從祀孔廟者,惟湯斌、陸隴其、張伯行三人而已。雍正三年卒,年七十五,謚清恪。伯行學宗程朱,曾創建并主講請見書院、鰲峰書院,門徒數千人。建鰲峰書院時出所藏書,搜先儒文集刊布為《正誼堂叢書》,以教諸生。平日為學,于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用功尤勤。著有《道統錄》、《困學錄》及《續錄》、《正誼堂文集》、《居濟一得》等。
書凡二十卷,前有張伯行《伊洛淵源續錄序》。書之體例與《伊洛淵源錄》同,人各為小傳,載其行狀、遺事,錄其著述、言論,并錄諸儒間往來書信及各家文集附錄文字等。諸儒小傳多取材于《宋史·道學傳》及《宋史·儒林傳》。全書立傳諸儒二百八十四人,附傳二十三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九人,共載學者三百九十六人。
朱子作《伊洛淵源錄》,首創以為諸儒立傳的“學案體”著述學術史的體制,對后世學術史影響甚遠。由宋至清六七百年,仿其體例而作的學術史著作數以十計,僅以“淵源錄”命名者就有明宋端儀的《考亭淵源錄》、清黃嗣東的《道學淵源錄》、清王植的《道學淵源錄》、清楊慶征的《衣南堂敩學淵源錄》等;為之作“續錄”的則有明代的謝鐸和清代的張伯行。
伯行所以為朱熹《伊洛淵源錄》作續錄,用意與謝鐸同,即以二程伊洛之學為正宗,梳理伊洛學脈,使其學源流明彰。撰者稱:“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薈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恒磨礱薰陶,裁抑其過激□其不及。或隨其材,或因其時,教者之所以教,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概見于斯矣。然則自道南而后一脈,傳貽□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后學,為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后之。于是圣道益明,源流益遠,而是錄顧可以不續乎哉?”(《伊洛淵源續錄序》)
四庫館臣稱:“是編因明謝鐸《伊洛淵源續錄》采輯未備,薛應旂《考亭淵源錄》去取未嚴,因重為考訂,以補正二家之闕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五》)應當說,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實際上,伯行認為謝鐸之作的確是“采輯未備”,而認為薛氏之作則是“編輯頗嚴”,而非“去取未嚴”,館臣之說歪曲了撰者的本意。撰者所作的工作是對謝氏、薛氏二書“參互考訂,為卷二十,折衷于方石、莆陽二者之間”(《伊洛淵源續錄序》)。盡管如此,該書仍有疏漏,四庫館臣即稱:“然書甫出而譚旭《謀道續錄》又反復千百言,糾其漏胡寅、真德秀矣。”
與謝鐸同名之作相類,伯行此著立傳資料亦多取材于《宋史》之《道學傳》和《儒林傳》,且亦難脫門戶之見。凡謝、薛二書已錄諸儒,伯行取用時多徑采原書之文字,比如無記述文字者八十九人及考亭叛徒趙師雍、傅伯壽及胡纮三人之文字,幾乎與原書不差。因有謝、薛二書在先,故論學術價值,伯行此書并不甚大,然其資料裒集之功亦不能泯矣。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錄此書,所據版本為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正誼堂刻本。
[責任編輯 伍純初]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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