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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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焚經臺》詩不是唐太宗的作品

 郭紹林

(洛陽師范學院)
 
摘要:一首《題焚經臺》的七言律詩,被《洛陽市志·白馬寺志》和《釋源白馬寺》二書說成是唐太宗的作品。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其一,唐太宗時期沒有七律。其二,詩句說“白馬親從印土來”,唐太宗巡幸洛陽期間尚無“印度”這一譯名。其三,這是一首嘲笑道教的詩,自稱道教祖后裔的唐太宗不可能作詩嘲笑道教。其實這是《全唐詩》卷786中的一首詩,題目下署為“無名氏”,根本不是唐太宗。
關鍵詞:《題焚經臺》;七律;印度;道教;無名氏
 
 
徐金星先生主編的《洛陽市志》第十五卷《白馬寺志》[1],第133頁附錄“古詩選萃”,第一首題為《登焚經臺》,把作者署名為“唐·李世民”。全詩的錄文云: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
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筑高臺。
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陳長安先生撰寫的《釋源白馬寺》[2]一書,第78頁也說:“傳說,唐太宗李世民曾親幸焚經臺,賦《題焚經臺》詩一首。”其錄文與《白馬寺志》的錄文不同者有四處:題目一個字不同,“門徑”作“門經”(按不合平仄),“函關”作“函谷”(按不合平仄),“確定”作“確實”。
其實,這首詩一看就知道不是唐太宗的作品,這須從三個方面著手分析。
其一,唐太宗時期沒有七言律詩
從文體來看,《白馬寺志》所錄的這首詩,是一首規范的七言律詩,用的是“灰”部韻,平起式,首句入韻,詩中沒有出韻、孤平、三平尾、拗救等現象。這種格式的詩作,在唐太宗的時代根本沒有出現。《全唐詩》卷一收錄唐太宗的詩作將近一百首,全是五言詩,當然沒有這首七言律詩。而且,當時其他作者也沒有七言律詩傳世。
明人胡應麟說:“初唐無七言律,……杜審言實為首倡。……‘季冬除夜’、‘毗陵震澤’,皆極高華雄整。”[3](內編卷四)“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3](內編卷五)杜審言的作品“毗陵震澤”,詩題作《大酺》。今人徐定祥先生指出:“從詩中‘火德’句看,此詩應作于天授元年(690)武則天改唐為周之后。又,詩中有‘毗陵’(郡治在今江蘇常州)、‘震澤’(江蘇太湖)、‘海上’(毗陵郡臨近東海)、‘江東’等語,則詩人此時似仍在江陰任職。”[4](p27)今天看來,《大酺》雖然符合平仄韻部,但第二聯作“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袨服照江東”,“伐鼓撞鐘”與“新妝袨服”對仗不工,有此微疵,規范則要打點折扣。杜審言的作品“季冬除夜”,詩題作《守歲侍宴應制》,在格律上沒有任何毛病可挑剔。《全唐詩》[5]卷六十二載其全詩云: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孫捧御筵。
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廷燈燭上薰天。
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
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
我在《長孫皇后《春游曲》系偽作——兼論七律的形成史》一文中說過:“關于《守歲侍宴應制》的創作時間,應結合杜審言的經歷加以判定。圣歷元年(698),武則天在神都洛陽創置控鶴府,任命親信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為控鶴府內供奉。次年置府屬官員,參用了一批文士詞人。再次年改控鶴府為奉宸府。府屬官員頻繁出入皇宮,編撰《三教珠英》,侍從武則天宴飲和出游,應制賦詩。李嶠、崔融便是這樣的文士詞人。杜審言由南方調任洛陽,這一期間有機會成為府屬文士,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并稱‘文章四友’。大足元年(701)至長安三年(703),他侍從武則天還長安,又返回洛陽。長安四年年底,武則天病篤,臥床不起。次年正月,張柬之發動政變,擁戴唐中宗復辟,殺掉張易之、張昌宗,杜審言牽連治罪,被配流到嶺南。因此,《守歲侍宴應制》一詩的創作,我認為應在圣歷二年(699)至長安四年(704)之間,或在洛陽,或在長安。”[6] 那么,規范的七言律詩的出現,是在唐太宗逝世四五十年以后,唐太宗怎么可能創作七言律詩!
    其二,唐太宗巡幸洛陽期間尚無“印度”這一譯名
從運用詞匯來看,《白馬寺志》所錄的這首詩中,“白馬親從印土來”一句,用了“印度”這個術語。“印度”一詞,是唐初僧人玄奘從印度回國后才開始使用的,其書面表述最早出現在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卷二中,說:“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糾紛,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者,唐言‘月’。……言諸群生輪回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茍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7] 玄奘認為用“天竺”、“身毒”、“賢豆”等漢語譯名來稱呼印巴次大陸,都不符合梵文Indu的讀音,其含義是“月亮”,所以音譯為“印度”。此前,漢語詞匯中沒有“印度”一詞。玄奘回國,于貞觀十九年(645)正月到達長安。這時,唐太宗駐蹕洛陽,立即詔令他來洛陽,二月己亥在洛陽宮儀鸞殿予以接見。這次談話涉及西行經歷,唐太宗指示他寫出來。二月庚戌,唐太宗統率軍隊由洛陽出發,奔赴遼東戰場。三月己巳,玄奘回到長安。次年,玄奘在長安完成《大唐西域記》,并上呈唐太宗。我們不排除唐太宗在這次接見中,通過玄奘的口頭表達得知“印度”這一詞匯的可能性。唐太宗從二月己亥接見玄奘,到二月庚戌奔赴遼東,在洛陽停留了10天,如果巡幸白馬寺,正好與詩中“春風也解嫌狼籍”的時令符合。那么,這10天內唐太宗是否去過白馬寺呢?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幸白馬寺,文獻有記載。《舊唐書》[8]卷七《中宗紀》說,九月“壬寅,幸白馬寺”;卷九十二《魏元忠傳》提到唐中宗這次去白馬寺,是由于大臣魏元忠歸鄉拜掃之后返回洛陽,“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但文獻沒有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去白馬寺的記載。試想,一位率領大軍奔赴前線去打仗的皇帝,怎么可能有逛佛寺的閑情逸致。同年,唐太宗從遼東返還京師長安,是秋冬季節,沒有經過洛陽,更不可能寫這首詩。又過了三年半,唐太宗逝世,他最后的這些日子中再也沒有來過洛陽。詩中說“一回登此一徘徊”,作者自然是多次登臨焚經臺的,唐太宗哪有這樣的經歷?
其三,自稱道教祖后裔的唐太宗不可能作詩嘲笑道教
從詩的基調來看,這是一首嘲笑道教的詩。“確實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筑高臺。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這幾句詩涉及一個佛道斗爭的說法。
唐初僧人道宣所著的《集古今佛道論衡》,卷甲引《漢法本內傳》說,東漢明帝永平三年(60)夢見佛陀,遂派使者西行求法,使者回國后,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立白馬寺。隨同使者來華的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為漢明帝廣說佛教教義,使得漢明帝對佛教高度崇信。永平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岳諸山道士借元日朝拜之機,互相串聯說:“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于是由南岳道士褚善信領銜上表,說:“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于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而明帝“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或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升天,或隱形不測,至于方術藥餌,無所不能。愿得與其比校,一則圣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漢明帝于是敕令道士和僧人于正月十五日在白馬寺集合,進行較量。道士們在白馬寺設置三壇,每壇開24道門。道士有南岳衡山褚善信、西岳華山劉正念、北岳恒山桓文度、東岳泰山焦得心、中岳嵩山呂惠通,以及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山等十八山祁文信等,共計690人。他們攜帶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590卷,置于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27家子書135卷,置于中壇,祭祀百神的食品置于東壇。佛教方面則在白馬寺南門安置佛舍利、經像。齋訖,道士們環繞自己的經卷行走,嘴里念念有詞:“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亂中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群心,得辨真偽。”他們便以沉香木為炬,焚燒自己的經典,剎那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們面面相覷,恐懼不已,“將欲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南岳道士費叔才竟然當場羞愧而死。這時,佛教方面大顯身手。佛舍利五光十色,升騰空中,遮蔽住日光。攝摩騰縱身云霄,變化萬端,隨即天宇降下寶花,落在僧人身上,悅耳的天樂傳來,感動著人情。竺法蘭密切配合,用大梵音嘆佛功德,讓在場的大眾稱揚佛法僧三寶,并為他們講解佛教道理。當即出現出家為僧尼的高潮,有司空陽城侯劉峻和官僚士庶等千余人,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628人,陰夫人、王婕妤等以及宮人婦女等230人。洛陽立了十所佛寺,七所安置僧人,在城外,三所安置尼姑,在城內。“漢興佛法,自此始焉。” [9](卷甲)
這些說法是佛教徒杜撰的。道教由黃老學說和巫術結合而成,祖述老子,尊為太上老君,形成于東漢中期。瑯邪人宮崇向漢順帝(125-144年在位)獻上所謂神書,170卷的《太平清領書》,說是其師于(一作干)吉在曲陽泉水上得到的。今存道教經典《太平經》殘本,即從《太平清領書》而來。東漢初期明帝時期哪有道教,哪有道教經典?東漢政府禁止漢人出家為僧,只允許西域來華人士信奉佛教。《集古今佛道論衡》所引用的《漢法本內傳》是一部偽書,所謂漢明帝允許陽城侯劉峻等人出家為僧人,根本不足憑信。后來才逐漸出現佛教徒,第一個居士是東漢嚴佛調,第一個受戒僧人是曹魏嘉平二年(249)在洛陽剃度出家的朱士行,第一批尼姑是凈檢等人,她們20多人西晉時從來華罽賓(克什米爾)僧智山剃發受戒,在洛陽宮城西門竹林寺修行,進入東晉,凈檢等四人請胡僧曇摩羯多建立戒壇,受具足戒,正式成為比丘尼。
然而僅僅辨析《漢法本內傳》的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還不足以推翻《白馬寺志》所云這首詩是唐太宗作品的說法。不符合歷史實際的說法也會有市場,假如唐太宗相信這些說法,愿意寫入詩中,別人總無權制止他。因此,重要的是看看唐太宗對待道教到底是什么態度,是否有可能作詩嘲笑道教。
唐朝建立之初,統治者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對儒釋道三教排列名次。唐朝建立后的第三個年份武德三年(620),唐高祖李淵去道教圣地樓觀(在陜西周至縣)設醮祈福,道士岐平定對他說:“陛下圣德感天,秦王(后來的唐太宗)謀無不勝,此乃上天所命,圣祖(老子)垂祐,何寇孽不可誅也?”[10] 李唐皇室本來雜染夷狄鮮卑族血統,雖然自稱出自漢族隴西李氏,門第依然不高,為了神化李唐政權,十分樂意把自己說成是道教祖老子李耳的后裔,于是唐高祖改稱樓觀為宗圣觀。同年,晉州(治今山西臨汾市)樵夫吉善行奏稱在浮山縣羊角山見到一位身穿素衣騎著白馬的老叟,說:“謂(為)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賊后,子孫享國千歲。”[11] 唐高祖于是任命吉善行為朝散大夫,改稱浮山縣為神山縣,羊角山為龍角山,山上修興唐觀,內塑太上老君像。武德八年,唐高祖到國子學釋奠,宣布三教的名次是:“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釋教后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釋宗。”[9](卷丙) 貞觀十一年(637),唐太宗巡幸洛陽,在這里下了一道《令道士在僧前詔》,憤慨“殊俗之典(舶來品佛教),郁為眾妙之先;諸華之教(國產品道教),翻居一乘之后”。指出必須予以厘革:“自今已后,齋供行立,至于稱謂,其道士、女冠(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暢于九有(四面八方);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千秋萬代)。”[12] 道先佛后作為李唐王朝的基本國策,經一再申明,牢不可破。
道教徒有恃無恐,不斷對佛教挑釁、發難。武德四年,前道士、太史令傅奕上表唐高祖,請廢除佛教,極言佛教的社會危害,并謾罵佛教為“禿丁邪戒”、“妖胡浪語”。[13] 佛教徒為了保住自己的生存空間,被迫反擊。次年,釋法琳上啟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企圖爭取皇室的理解和支持,并撰寫《對傅奕廢佛僧事》(即《破邪論》)上呈朝廷。武德九年,李仲卿、劉進喜二道士分別寫了《十異九迷論》、《顯正論》攻擊佛教,法琳又著《辯正論》予以還擊。僧人慧乘、普應以及居士李師政等,密切配合法琳,對道士口誅筆伐。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道先佛后詔令頒布后,僧人法常等數百人赴朝堂陳述意見,請求取消成命,未被采納,道士益發受到鼓舞。貞觀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向唐太宗告密,說法琳《辯正論》誣蔑皇室始祖,唐太宗向法琳問罪。法琳冒著大不敬的風險,說皇室出自代北鮮卑族,是陰山貴種,其姓氏達闍,譯作唐言為李氏。而李耳屬于隴西李氏,其父姓名為韓虔(與寒蹇諧音),字元卑(天字第一號卑賤貨),是個獨眼、跛足、無耳的乞丐,終生娶不起妻子,72歲時與鄰里老婢私通,在李子樹下生出李耳,始以李氏為姓。法琳說皇室“棄北代而認隴西”,是拿黃金換同等重量的黃銅,綢緞換同等長度的粗布,蠢人干蠢事。唐太宗大怒,認為法琳這番話“爬毀朕之祖禰,謗黷朕之先人,如此要君,理有不恕”,宣布處以死刑,七天后執行,看他念七天觀音菩薩是否能刀杖不傷。屆時法琳說:“七天以來,惟念陛下,未念觀音”。陛下“子育群品(庶民百姓)”,就是當今人間的觀音。“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下若刑濫無辜,琳有伏尸之痛。”[14] 唐太宗于是把他改判為流放。
貞觀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唐太宗親臨長安弘福寺,向五位大德做思想工作。他表白了自己的苦衷:“比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親,有生之本,故令在前。……今李家據國,李老在前;若釋家治化,則釋門居上。”同時,他提醒僧人注意佛道二教的實際處境,說:“自有國以來,何處別造道觀?凡有功德,并歸寺家。國內戰場之始,無不一心歸命于佛,今天下大定,唯置佛寺。”[9](卷丙)
試想,唐太宗作為道先佛后政策的制定者,號稱道教祖的后裔,在壓制佛教的同時,怎么可能作詩嘲笑道教!
那么,《白馬寺志》附錄的這首詩到底是什么來歷?《全唐詩》卷七百八十六收錄了這首詩,題目作《題焚經臺》,第五句作“確實是非憑烈焰”,這都如同《釋源白馬寺》一書所引,其余文字和《白馬寺志》的錄文相同。至于作者是誰,《全唐詩》署為“無名氏”,在題目下交代說:“此詩載《翻譯名義集》,云唐太宗作。其聲調不類,要是后人妄托。”《翻譯名義集》是南宋蘇州景德寺僧法云所著的一本書,所謂唐太宗這首詩,著錄于《翻譯名義集》卷七《統論二諦篇第六十四》中。《全唐詩》編纂者所持的理由雖然太簡單,畢竟辨認出不是唐太宗的作品。
 
參考文獻:
[1]徐金星主編.洛陽市志·白馬寺志[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陳長安.釋源白馬寺[M].洛陽白馬寺佛教文化研究會,2008.
[3](明)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徐定祥.杜審言詩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清)曹寅,等.全唐詩[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洛陽師范學院學報[J].2001,(3).
[7](唐)玄奘.大唐西域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8](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7.
[9](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M].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第2104號.日本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90.
[10](唐)杜光庭.道教靈驗記[M],卷14.中華道藏.第45冊第4號.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11](宋)王溥.唐會要[M],卷5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2](清)董誥,等.全唐文[Z].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唐)道宣.廣弘明集[M],卷11.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冊第2103號.日本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90.
[14](唐)彥琮.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M],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冊第2051號.日本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90.
(原載《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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