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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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洛陽樂舞陶俑看鼓吹樂

孫敏

 
  在漢代發展起來的鼓吹樂是一種以管樂器和打擊樂器為主,并兼有歌唱的藝術形式,它源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傳為班壹所創。《樂府詩集》曾引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鼓吹樂以鼓、簫、笳、角為主,節奏鮮明,音響洪亮高亢,風格古樸威猛,比之先秦雅樂、絲竹器樂,具有明顯地雄壯、粗獷、剛健、熱烈的特色。鼓吹之樂在北方草原上曾以馬上之樂的姿態,于“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的社會音樂生活中,作為財力和權利的象征,宣揚其威嚴的氣勢。傳入中原后,鼓吹樂繼續以其品格、風貌被宮廷采納,甚至形成一種制度,初始為皇室專用,后亦將其當作殊恩賜給邊將與臣下。漢代時鼓吹樂分“黃門鼓吹”、“騎吹”、“短簫鐃歌”、“橫吹”、“簫鼓”等五種。用于軍樂、儀仗、宴樂之中,并在宮廷、民間音樂生活中產生各種新的鼓吹形式,流行于南北各地,逐漸成為一個規模比較大的樂種。自漢代起,鼓吹樂在中國音樂史上開始以一個獨立的音樂形式出現,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并得到廣泛的運用。洛陽地區漢唐時期豐富多彩的樂舞陶俑,從一個側面生動的反映了鼓吹樂的流行和繁盛,而其它地區少有的騎馬樂俑在洛陽的集中出土,更以其獨特的墓葬文化載體,典型的再現了鼓吹樂的歷史風貌、音樂現象、音樂藝術特色及其流變。從而成為研究鼓吹樂這一藝術形式的重要參考。
 
  在洛陽北魏時期的偃師染華墓、偃師南蔡莊聯體磚廠2號墓、洛陽元巶墓出土的一批鼓吹樂舞俑,不僅在雕塑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同時在展示這一時期鼓吹樂的形式特征、藝術風格等方面也具有極高的音樂學價值。魏晉南北朝時期,鼓吹樂又有了新的發展。鮮卑族原有的源自民歌的《真人代歌》(《北歌》),隨著征戰與政權的建立逐漸在北方流傳開來,并受到南方貴族的注意與喜愛。如梁朝的橫吹曲中已有不少《北歌》在內,而陳后主曾專門派遣宮女去學習北方的簫鼓,稱之為《代北》,將其用于宴席娛樂。南北文化的交流使《北歌》普遍加入了南方和北方的鼓吹樂中。洛陽北魏常山文恭王元巶墓出土的鼓吹樂舞俑,形象地反映了這一時期鼓吹樂隊的情形。在洛陽元巶墓中發掘出土了各類彩繪陶俑共有百余件,造型優美,別具特色,很象是列成陣勢的儀仗俑群,其中鼓吹樂俑14件,包括伎樂俑,騎馬擊鼓俑、擊腰鼓俑和舞俑等幾類。從所持樂器的組合上,可明顯的看到鼗、排簫的出現和鐃的消匿,帶有明顯的漢化痕跡。同時從墓主人的身份也反映了這個時期,所施鼓吹較為泛濫,凡有官職者,幾乎都可以得到鼓吹。鼓吹進入朝堂,成為宣揚威儀、標志身份之鹵薄儀仗的組成部分。正如元巶墓鼓吹樂舞俑與那些威武雄壯的鎧馬武士俑、按劍武士俑、雙目圓睜的持盾俑、儀態嚴謹恭正的文吏俑、卑微的奴仆俑……等陶俑組合的氣魄場面,共同反映了墓主人以牛車為中心的外出儀仗隊伍中的儀衛、部曲、奴婢、鼓樂等內容更加豐富和規范,模擬了北魏時期儀仗隊伍中的鼓吹樂的組合形式。
 
  隋唐時期的鼓吹樂一方面較之兩漢魏晉時期更加嚴格和規范,另一方面,也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洛陽唐代騎馬樂俑的頻頻出土,進一步展示了鼓吹樂在中原地區的發展與繁盛。從洛陽發現的多處唐代騎馬樂俑,可以看出,唐代仍突出地保留了鼓吹作為馬上之樂的騎吹形式。如偃師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11件彩繪騎馬擊鼓俑和騎馬吹奏俑。這組騎馬俑為初唐皇家隨葬器物,制作精美、考究,雖然手中樂器已殘,但俑端坐在馬上,精神抖擻,姿態各異,或吹奏,或擊鼓,手臂揮動,衣袖生風。又如偃師唐柳凱墓出土的11件騎馬樂俑,造型更是栩栩如生,或屈肘俯首吹豎笛,或雙手于胸前吹奏篳篥,或側身傾斜、手臂上翹吹橫笛,或揚臂捂嘴吹呼哨,或兩臂上下作擊鼓狀……演奏姿勢惟妙惟肖,既氣勢威儀,又情趣盎然。在唐柳凱墓中與騎馬樂俑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的騎馬俑和胡人俑,可見唐代鼓吹繼續受北朝少數民族鼓吹的影響,而且所使用的樂器和演奏方式也都可以在北朝鼓吹俑中找到痕跡。鼓吹樂的興起與光大,是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結果,
 
  自漢魏以來,各類鼓吹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界限也不甚分明,其使用場合、樂器配置也時有變通。鼓吹作為一種音樂形式在唐代時已逐漸與散樂相結合,從而更促進了散樂的發展。在音樂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不僅適應人們多方面需要,也表現了不同以往的演奏風格。洛陽唐代騎馬樂俑生動的鼓吹形象,真實地反映了唐代的鼓吹從本質上已不同于漢魏時期的單純、簡潔、粗獷和沉厚,而是洋溢著大唐之風的激情和豪放,響亮地吹頌著唐代音樂文化意氣風發、樂觀向上的輝煌樂章。
 
  (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供稿)
 
  發表于《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年9月12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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