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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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河洛地區的竹林七賢與音樂

郭可愨

 
(洛陽師范學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洛陽471022)
 
  摘要:曹魏時期的竹林七賢都有很高的音樂素養。嵇康創作一系列琴曲,并有音樂著作《琴賦》、《聲無哀樂論》、《琴贊》;阮籍有《樂論》。嵇康的音樂思想既有和儒家以移風易俗為目的的音樂觀相通的一面,也有反傳統的一面。阮籍則繼承了傳統的說法。
 
  關鍵詞:竹林七賢;音樂;《聲無哀樂論》;移風易俗
 
  曹魏時期,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七位名士,長期聚集在河內山陽縣(今河南修武縣)竹林旁,他們憤世嫉俗,指斥儒教,崇尚自然,談論玄學,彈琴詠詩,暢飲美酒,被稱為竹林七賢。阮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他彈奏的琵琶,不是今日常見的琵琶樣式,其形制為一個圓形的共鳴箱,直柄,四弦有柱。南北朝以后,梨形音箱的曲項琵琶興起,阮咸彈奏的那種直柄琵琶便被人遺忘了。武則天時期,四川人蒯朗從古墓中得到大致類似的樂器,對照晉代《竹林七賢圖》中阮咸所持樂器,遂將這一樂器命名為阮咸。今日這類樂器簡稱為阮,有大阮、小阮兩種。阮咸善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峽流泉》即是他的作品。阮咸音樂理論造詣高深,當時著名的音律專家“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1](卷49《阮籍傳附阮咸傳》,p1363)向秀具有很高的音樂鑒賞素養,嵇康遇害后,他經過山陽,作《思舊賦》,說嵇康“于絲竹特妙”,他“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1](卷49《向秀傳》,p1375)
 
  景元四年(263),嵇康被控制朝政的司馬氏殺害。他被押赴洛陽東市刑場,從容不迫,顧視日影,索琴彈奏一曲《廣陵散》,說:“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絕矣!”[1](卷49《嵇康傳》,p1374)嵇康創作的琴曲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合稱嵇氏四弄,與東漢蔡邕的《游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合稱九弄。嵇康論述音樂的文章有《琴賦》、《聲無哀樂論》、《琴贊》。
 
  《琴賦》對于制作琴的木料的生長條件及采伐,琴的制作和裝飾,琴的演奏技巧、音響效果,演奏者的情態,聽眾的感受,都作出繪聲繪色的描述。關于琴樂的審美愉悅,《琴賦》用大段文字予以描寫。由于原文用了很多生僻字,古奧難懂,這里引用韓格平先生的譯文供讀者揣摩。演奏《白雪》、《清角》之類的正聲妙曲,琴聲“紛繁曠遠而奔放,盛壯泛溢而渾然;明晰響亮而向高遠逝,急促高絕而相連不斷;眾音齊興而競相展示,諧聲美盛而富麗豐繁;時爾像那高山偉立,時爾又像流水潺潺;浩瀚啊滔天湯湯,挺拔啊崇峻巍峨;時爾郁結低沉迂回盤旋,委婉舒緩悠揚曲折;時爾激昂奮起高揚遠布,猶如那翻騰涌浪傾泄狂波。[最后]檢點琴律歸于正節,隨之奏法改變而合乎曲度;慎重琴的美名專意琴的功效,安守規則緩穩彈奏;[琴聲]莊重舒展清雅和諧,曲調美妙遠方傳布;飽含著壯盛美好而結束全曲,飄逸那余音遺響于茫茫宇宙”。演奏《淥水》、《清徵》、《唐堯》、《微子》,琴聲“渾厚明晰弘亮圓潤,從容不迫舒緩不疾”。演奏者“忽然之間指腕奮起,猶如那狂風吹云亂,動作稀疏卻很有力,雙手所向遍于琴面,諸音豐滿四外流傳,鮮明清晰歷歷耳畔,美好琴聲激切清越,豐富多彩繁盛明燦。時爾主次旋律交錯雜糅,情形似若各行其事,繼而二者殊途同歸,一道前進并肩騁馳,起初好像將要分離,最后終于并駕齊驅。時爾婉轉而不卑屈,時爾剛直而不傲慢。時爾相互侵凌而不混亂,時爾相互分離而不絕斷。時爾昂揚而激奮,時爾怨嗟而徘徊。忽爾飄飄升空而輕舉遠去,忽爾留連依戀而回旋盤跚。時爾琴聲頻密紛繁急促,重疊聚集響成一片,縱橫交錯往來不絕,眾音競進相互追趕。……繼而[琴聲]安適舒展美好典雅,高音低音配合相宜,清越和諧條貫流暢,低平綿長斑爛絢麗,和穆溫柔而歡悅怡人,委婉循序而綿延屈曲。時爾升音高域以合節律,猶如進入狹隙趨向險危,嚶嚶細語好像離伴鹍雞鳴啼清池,翩翩翻飛頗似游蕩孤鴻翱翔高崖,音色優美富麗多彩,似從高處飄然引來,微風蕩動綿延之音,輕柔順適和美纏綿。時爾摟批擽捋指法紛繁,眾音交織熱鬧非凡,輕捷運腕浮弦而彈,神態聰慧而又淑賢,敏捷而不急躁,暫留而不久站,[最后]眾音結伴飄然而去,微弱琴聲化入遙遠。遠處聽琴,猶如鸞鳳和鳴嬉戲云中;近處聽琴,好似百花盛開斗艷春風。既豐富而多彩,又善始而善終。贊嘆琴聲姣好美妙而弘闊壯麗,其千變萬化真是無盡無窮!”[2](pp368-370)
 
  關于音樂的社會作用,《琴賦》一方面籠統地指出音樂對于人,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一方面指出琴聲的大小、高低、急緩、斷續,對于不同的人具有獨特的教化功能。韓格平先生將后者的原文譯為:“琴的品性潔靜而正直,含有最高道德的平和清淳,確實能夠感動人的心志而發泄人的幽情。所以心中悲戚的人欣賞琴聲,無不驚懼凄苦,憂愁傷心,內慟外吟,不能自禁;生活安樂的人欣賞琴聲,則喜悅歡樂,手舞足蹈,興奮不已,終日含笑;心性平和的人欣賞琴聲,則愉悅快樂,和善天真,恬靜好古,棄世隱身。所以,伯夷因琴而廉潔,顏回因琴而好仁,比干因琴而盡忠,尾生因琴而守信,惠施因琴而善辯,萬石因琴而慎言。其余之人以此類推,琴所薰陶的性情并不一致,目的相同途徑有異,有人富于文彩有人卻很樸實。琴總括中和之性而統領萬物,人們都天天使用而不能缺離,琴教化眾人感動萬物的巨大作用,大概就是如此顯著吧!”[2](pp370-371)嵇康是玄學家,祖述老莊,崇尚自然,反對儒家的主張,但這段文字卻和儒家以移風易俗為目的的音樂觀有很多相通之處。
 
  《聲無哀樂論》的說法則有所不同。嵇康設定了兩個人物,一個是儒家音樂觀的代表秦客,一個是自己的化身東野主人,賓主之間進行了八個回合的詰難答辯,層層遞進,研討“聲”與“情”的關系,音樂與政治、社會、人心的關系。他說:“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無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他實際上提出了“聲”和“音”兩個概念。“聲”指自然聲響,是世間萬物發出的聲音,雖有高低、緩急、和諧雜亂的區別,善與不善的區別,但其本身沒有哀、樂的區別。“音”指人為音樂,它等同于“聲”,雖人之所為而處于自在狀態,其本身也沒有哀、樂的區別,不以人的情緒而改變其本來性質。他又說:“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這是說音樂含有的符合自然的和諧,是由曲目的大小長短、聲部的單式復式、聲音的高亢低沉、節奏的迅疾緩慢綜合構成的,借助于金石管弦等樂器得以表現,與人的喜怒哀樂無關。“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戚并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亦應]無主于哀樂,故歡戚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眾情邪?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涂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戚,綴虛名于哀樂哉?”他認為音樂是獨立的藝術載體,與人心不是二者一體的關系。不同的人對同一音樂作品的理解、感受各各不同。同坐高堂,同飲美酒,聽到同一首曲子,有人笑逐顏開,有人悲哀哭泣,這體現出風吹萬千竅穴而發出不同聲音的道理,音樂作品還是它本身,它不附帶歡樂悲傷的性質。那么,為什么不同的人對同一音樂作品理解感受不一?那是由于“哀樂自以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也就是說,人的處境、情緒各各不同,本來已經蓄積于自己心中,音樂誘發了他們各自的哀、樂。因此,“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后發,則無系于聲音”。這樣,他把社會人抒發感情、寄托寓意的音樂作品,看成是脫離社會因素的純藝術個體,與社會情緒不相干,這便割裂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割裂了音樂作品與作者、表演者、接受者的關系。嵇康進一步認為音樂雖然能讓人愛聽,卻起不到移風易俗的教化作用:“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不在此也。”儒家出于功利主義的目的,將音樂政治化,區別香花毒草,把民間音樂“鄭聲”定性為衰世之音、亡國之音、靡靡之音,予以打擊、取締。嵇康著眼于音樂的愉悅功能,認為喜愛美是人的天性,“鄭聲,是音聲之至妙”,所以才能“感人”,與“淫邪”無關。世風變得澆薄、淫蕩,并不是“鄭聲”之類的音樂導致的后果,究其根源,在于“上失其道,國喪其紀”,是統治階級的施政出了問題。另一方面,對于“鄭聲”,要予以約束和修改。“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損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3](卷5,pp197-225)古代的賢君明主為了防止人們縱樂失去控制,就完備八音,不褻瀆聲音,引導達到最和諧的藝術境界,不苛求它們窮盡一切變化,減少其中過分美妙的成分,使人快樂而不放縱。嵇康的言下之意是,后人只要效法先王的做法,即可協調音樂與政治、社會、人心的關系。
 
  嵇康的音樂思想表現出反傳統的傾向,對于解放思想、擺脫儒家刻板生硬的樂教觀的束縛,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沖擊力。但他矯枉過正,一味否定音樂作品的政治承載責任,認為音樂都是純自然的現象,則顯得偏執、片面。
 
  阮籍寫作的《樂論》一文,以劉子發問、阮先生作答的方式論述音樂。這篇文章體現的阮籍的音樂思想,和嵇康截然相反,是對儒家音樂觀的闡釋、發揮。阮籍說:“圣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于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俯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于心,淪于氣,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圣人之為進退俯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這段話是在肯定孔子所說的音樂的移風易俗功能。他說:“刑(刑罰)教(教化)一體,禮樂外內(禮樂相表里)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逾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這段話是在確定“樂”對于“禮”的從屬地位和各自的分工。他說:“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禮樂,正法不修,淫聲遂起。……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這段話是在強調“正樂”和“淫聲”的對立關系,提請人們對“鄭聲”保持警惕,以防患于未然。他又說:“樂(音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快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俯仰嘆息,以此稱樂乎?……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君子可不鑒之哉!”[4](pp84-100)這幾句話提醒人們區分音樂作品的樂和哀、好和壞,對音樂加以引導、利用,以便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總之,阮籍繼承了傳統說法,在理論上并沒有什么突破。
 
  參考文獻
 
  [1][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3][曹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4][曹魏]阮籍著,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7。
 
  (原載《呂梁教育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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